《淮南子》成语典故中的哲学

张纯林

（上接9月19日本报B7版）

在这则成语典故里，范蠡的做法，既符合“两分法”又坚持了“两点论”，并正确地发挥了自己意识的主观能动性。越国败于吴国，越王勾践梦想复国，他离不开范蠡、文种的辅佐，而范蠡、文种也有风雨同舟，助君复国的臣子之忠，越国君臣具有利益一致性，他们相互依存，荣辱与共，是有利的一面。这时，越王勾践和吴王夫差的矛盾是主要矛盾，越国君臣矛盾是次要矛盾。而吴王夫差又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摆平吴王夫差是重点中的重点。但，当越王君臣成功返国，卧薪尝胆，励精图治，打败吴国后，越国君臣之间的矛盾有了转化，不利的一面凸显出来。

由于“人臣太贵”，争功邀宠，极易“功高盖主”，威胁君王利益，使得君王有可能认为原来对己有用的东西，现已成为威胁自己统治地位，束缚、阻挡自己发展的潜在力量，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样，他们相互依存，肝胆相照的关系已不复存在。君臣矛盾，就由原来的次要矛盾，转化为主要矛盾。而越王勾践又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他的意志决定一切。范蠡是道家信徒，他清醒的看到这一点，作为曾经的功臣——“弓和狗”，他谨记《老子》关于：“功业既成，引身退去，应当是合乎自然规律的” 教诲，毅然选择了功成身退，飘然隐离。这种选择，表现出一种对自己前途命运的前瞻性，牢牢把握了促使矛盾双方向理想的状态转化的主动权，化险为夷，保全了自己。反观文种，既没有“两分法”的底线思维，又没有坚持“两点论”把握矛盾转化的良好时机和条件，仍然用形而上学孤立的、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待成功后的勾践，最终落得弃如敝履，自刎丧命。

历史上，这样的典型事例很多，比如助汉高祖刘邦成就大业的张良功成身退而得善终。但韩信却贪图富贵，不听张良劝告。直到人头落地之前，才悟透张良的苦心，发出：“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的哀叹！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是悲剧，但从某种意义上讲，却又是一种历史必然。开国皇帝为江山计，奉行“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鄙视“妇人之仁”。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没有坐稳江山，就是因为缺乏“烹狗”的勇气。革命胜利了，他没有“杯酒释兵权”的权谋，顺之，给共同打天下的弟兄们良田美宅，让他们享受人间的荣华富贵；逆之，则杀伐或赐死。他行“妇人之仁”，放纵刘宗敏一帮起家功臣胡作非为，结果李自成昙花一现，成了只做几十天的短命皇帝。

“鸟尽弓藏，兔死狗烹”这句成语典故，今天读来，当取其有意义的一面。这就是在工作实践中，我们要善于运用矛盾的法则，分析矛盾，发挥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转化矛盾、化解矛盾、解决矛盾，使事情朝着好的方面转化；决不能回避矛盾，违背意识的主观能动性，贻误时机，轻视矛盾、增加矛盾、激化矛盾，使事情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三）从“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看质量互变规律

辩证法的观点，是《淮南子》哲学思想的一大特色。它在多部篇章中，以朴素的辩证观点，循循说“理”娓娓论“道”，揭示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质量互变规律。《淮南子·人间训》开篇中有这样一段精辟论述：“千里之堤，以蝼蚁之穴漏;百寻之屋，以突隙之烟焚。《尧戒》曰:‘战战栗栗，日慎一日。\’人莫蹪于山，而蹪于蛭。是故人皆轻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意思是说，千里长堤，因为蝼蚁的洞穴渗水而决溃，百丈高楼，因为烟囱的裂缝冒出烟火而焚毁。《尧戒》上说：“战战栗栗，一天比一天谨慎。”人不会被大山绊倒，而往往被小土堆绊倒。所以，人们往往都轻视小事忽略小害，以致酿成大祸后才为之后悔。这就是成语“千里之堤 溃于蚁穴”的出处，它引自先秦哲学家韩非子《喻老篇》。

这则成语典故说的是：战国时期，魏国相国白圭善于筑堤防洪，经常巡视，勤查勤补，一发现哪怕是极小的蚂蚁洞也立即派人补漏，以免小洞逐渐扩大、决口，造成大灾害。由于白圭忠于职守，防洪护堤，不放过任何细微末节，因此，在他任魏相期间，魏国从未被水灾所困，百姓交口称赞。魏国诗人应璩为此赋诗铭文：“细微可不慎，堤溃自蚁穴。”

另外，还有一说，临近黄河岸边有一片村庄，为了防止黄河水患，农民们筑起了巍峨的长堤。一天有个老农偶然发现蚂蚁窝一下子猛增了许多。老农心想这些蚂蚁窝可能会影响堤坝的安全，他正要回村秉报，路遇儿子。闻后不以为然：这么坚固的长堤，还害怕几个蚂蚁窝吗？硬拉老父一起下田了。当晚风雨交加，黄河水位猛涨，咆哮的河水从蚂蚁窝渗出、喷射，致使堤决人淹。

这则成语典故，揭示的一个哲学道理就是质量互变规律。质量互变规律是说，量和质是事物内部发展的两种状态。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总是从微小的量变开始，当这种量变达到一定的“度”，就会导致事物发生质变。没有量变就不会有质变；量变是产生质变的积累过程，质变是量变达到一定“度”时的必然结果。是事物内部稳定性、连续性的中断，是一事物突变为他事物的显著变动状态。经过质变，在新质基础上又开始新的量变，如此循环往复，推动事物无限地发展下去。

因此，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事物发展的状态。千里长堤虽然十分牢固，却会因为一个小小蚁穴而崩溃。事情的发展总是一个由小到大的过程，隐患虽小，如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和及时处理，就会酿成大患。魏国相国白圭的可贵之处，就在于能从“小小蚁穴”这微不足道的细节入手，勤查勤补，防范于未然，使堤坝一直处于不会发生破裂、决堤的规定性、连续性和稳定性的量变之中，牢不可破，安澜无恙。而那老农的儿子，轻视细节，酿成大患，祸及全村。所以，《淮南子·人间训》引用这则成语典故，意在劝谏，“仁君治国”当见微知著，明察秋毫。

同样的道理，《淮南子》在《缪称训》篇中进一步引申论述：“积薄为厚，积卑为高，故君子日孳孳以成辉，小人日怏怏以至辱。”意思是说，薄的积多了可以变厚，低的积多了可以变高。所以君子天天勤政不懈，就能成就辉煌的业绩，小人天天心怀不满，就会德不配位，遭人轻蔑。因此，“君子不谓小善不足为也而舍之，小善积而为大善;不谓小不善为无伤也而为之，小不善积而为大不善。是故积羽沈舟，群轻折轴。故君子禁于微。壹快不足以成善，积快而为德;壹恨不足以成非，积恨而成怨。”这就是说，君子不要以为小的好事不值得做就舍弃它，因为，小的好事积累多了就能成为大的好事;也不以为小的坏事无碍大局做做无妨，因为，小的坏事积累多了也就能成为大的坏事。羽毛看似很轻，但堆积到一定程度也能将船压沉，很多轻东西放在车上也能将车轴压断。所以，君子要禁止微小的弊病产生。做一件好事还不足以使人称颂，但好事做多了就能形成好的品德；一次遗憾不足以形成大错，积累多了就成为终身怨恨。

《淮南子·说林训》接着又说：“故跬步不休，跛鳖千里;累积不辍，可成丘阜。城成于上，木直于下，非有事焉，所缘使然。”所以，只要小步不停地爬行，就是跛脚的鳖也能达到千里；不断地积土，就可以堆成山丘。城墙耸立在于土，大树挺拔在于根，这些都不是随心所欲的，是依循事物的规律而成的。

《淮南子》用这些篇章，阐述量变与质变的辩证关系，用典说理，生动形象，“道”寓其中，哲理深刻。它警示“执政君王”，要敬重卑微，防微杜渐；厚德善为，持之以恒；积小成大，积少成多，就能业绩辉煌“孳孳以成辉”。正如《淮南子·俶真训》所说：“是故日计之不足，而岁计之有余。”功德的积累，按天来计算是不够的，可是按一年来计算却是有余的。

（四）“刻舟求剑”与形而上学

《淮南子》在论述君王治政方面，极力推崇“法与时变，礼与俗化”，坚决反对“循先袭业，籍守旧教”，并在《说林训》和《齐俗训》中，引用“刻舟求剑”和“胶柱调瑟”这两则哲学寓言典故，来论述自己这一治国理政的政治主张。

“刻舟求剑”这则寓言，说的是战国时，楚国有个人坐船渡江，一不小心，把挂在腰上的宝剑掉落江中，他就在船帮上刻下一个记号，说：“这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等船靠岸，他就从刻记号的地方跳进水里去找剑。但行船已走远，而落剑却没动，这样去找剑，不是很糊涂吗？

“胶柱调瑟”这则典故，说的是有个齐国人跟赵国人学弹瑟，他不去刻苦钻研弹瑟的技术，却让赵国人先调好了弦，将瑟上调弦柱用胶粘起来带回了家，以为这样就能弹成曲子。结果，三年没弹成一支曲子。他这种愚蠢的做法，遭到许多人讥笑。

这两则寓言典故，都涉及到辩证唯物论和形而上学这样一对哲学命题。在唯物辩证法看来，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世界上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联系，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都是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的辩证统一。

“刻舟求剑”中的楚国人，没有弄懂运动和静止之间的关系。他重视了剑从船边落下这个现象，刻下了记号，但却主观脱离了客观，没有从船是随浆运动，而剑是相对不动的这个客观实际出发，片面的把船和剑都看成是静止不动的物，把行动中的船，和相对静止的落水剑这一运动和静止的辩证关系割裂看待，等船靠岸，他还从刻记号的地方跳进水里捞剑，这不是很可笑吗？“胶柱调瑟”中的齐国人，没有由表及里的分析问题，只看到琴瑟调音柱对定弦作用的表象，却没看到调音柱的转动，才能给弦定调的内在本质，用胶粘固调音柱，使它静止不动，还怎么能调出五音六律的和谐音调，这不是很愚蠢吗？

这样，“刻舟求剑”和“胶柱调瑟”的做法，都违背了物质与运动关系的哲学原理，颠倒了绝对运动与相对静止、现象与本质的辩证关系。否认事物运动的绝对性，夸大事物静止的相对性；否认事物本质的决定性，夸大事物现象的从属性。这就是哲学上讲的主观唯心的形而上学行为，它是用孤立、片面、静止的观点，看待和处理问题。后来，人们用这两则寓言典故，比喻人的眼光不能与事物的发展变化同步，办事刻板，拘泥而不知变通。

因此，《淮南子》在《说林训》和《齐俗训》中，寓谏于典，立论于理，告诫当政者，无论是治国还是安民，都应符合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要法随时变，“不宜则废止”。对于自己这一治国理政的政治主张，《淮南子》在《氾论训》中阐述的更加淋漓尽致：圣人制定礼乐之法，但并不拘泥。治国虽有常规，但须以利民为本；政令教化虽有常法，但须以切实可行为好。如对民众有利，就不必效法古制，如对社会适宜，就不必遵循旧法。夏朝、商朝到了末世，桀纣不改变古法导致了灭亡；夏禹、商汤、周武王不因袭旧法，却兴旺发达而称王。所以，圣人总是“法随时变，礼与俗化”，改变古法无可非议，因循守旧不可赞美。

接着，《氾论训》痛批那些抱残守缺的思想说：纵观往古历史，殷朝改变了夏朝的礼法，周朝改变了殷朝的礼法，春秋各国又改变了周朝的礼法，“三代之礼不同，何古之从？”但，那些学者们还是死守法典旧教的“一定之法”，以为离开这些就无法治理天下，这就像拿着方榫头去装圆榫眼，还想牢固，难哪！

所以，《氾论训》最后旗帜鲜明的进谏：“挽回危局、治理乱世，没有因时制宜的聪明才智是不行的；但如只是循古袭旧，即使笨蛋也会做得绰绰有余。所以无用的礼法，圣王是不采用的；不符实情的论道，明君是不听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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