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选拔人才制度的历史变迁

　 时值六月，各种各样的考试如期而至，高考也刚刚结束，对于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国人也早已适应，当然也有对当下高考持有非议者，但大多停留在有关考试内容的商榷上，对于这种考试方式其实也没有过多的争论，因为迄今为止，我们并不能找到比这种制度更为公正、公平，更为有效的用人制度。今天的考试制度，是民国30多年和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人的努力的结果，更是历史选择的结果。在长达几千年的文明国度里，我国选拨人才的制度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不断前行，其中废旧更新，兴衰更迭，经历了不断调整与改革，在历史留下了极具有影响力的方式，笔者经过搜集整理，罗列出有以下几种具有代表性选拔制度，反映了我国选人制度的大致变迁。

一、禅让制

由于远古时代生产力极为落后，人类必须依靠集体的力量，共同劳动、平均分配食物才能生活下去，因此，人们需要选举出贤能、公正的人当首领，以带领大家抵御外来的侵袭，进行生产劳动和平均分配食物。在实行“禅让”制度之前，即在“三皇时代”（公元前2607年-公元前2338年），实行的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血统继位制”，国家最高领导人在风姓家族中产生。该制度于公元前2338年被废除。“五帝时代”是所谓“公天下”时代，实行“禅让”制度，即帝王让位给不同姓的且非血统的人，例如：伊祁姓的尧让位给姚姓的舜，舜让位给姒姓的禹。相传尧为部落联盟领袖时，四岳推举舜为继承人，尧对舜进行三年考核后，使帮助为事。尧死后，舜继位，用同样推举方式，经过治水考验，以禹为继承人。禹继位后，又举皋陶为继承人，皋陶早死，又以伯益为继承人，最后族人拥戴禹之子启为王。这是部落联盟推选领袖的制度，史称“禅让”。

二、世袭制

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资料的私有化，结果就是阶级的分化，过去各自实力相当而产生的部落联盟最终被某个最强大的部落统一或者控制，所以以禅让制为代表的原始部落共和制度必然被父系社会的终极体制———世袭制取代。从夏朝开始，一直到清朝灭亡，长达四千多年的奴隶制和封建社会，在最高权力方面，世袭制一直占据着本质地位，它也是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最为显著的特征。

春秋以前，官吏主要通过“世卿世禄”制度产生。战国时，“世卿世禄”制逐渐废除，官吏的选举发生了根本变化。秦在统一之前，“仕进之途，唯辟田与胜敌而已”，而胜敌是其主要途径。秦统一后的官吏，也就多出于军功。到了汉代，朝廷为了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统治的需要，在秦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了一整套选举统治人才的选官制度。这套制度包括察举、皇帝征召、公府与州郡辟除、大臣举荐、考试、任子、纳资及其他多种方式，不限于一途，而且还可以交互使用。

三、察举制

察举也就是选举，是一种由下向上推选人才为官的制度。汉代察举的标准，大致不出四条，史称“四科取士”，《后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劭《汉官仪》说：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四科取士大约起于西汉，下迄东汉未改。不过有时单举其中的一二科，或全举四科，均有诏令临时规定。察举的标准虽仅有四科，但察举的具体科目却很多，主要有孝廉、茂才、贤良方正、文学(通常指经学)以及明经、明法、尤异、治剧、兵法、阴阳灾异等临时规定的特殊科目。这些都是功名，有了功名，便可实授官职。上述察举诸科，实际上分为岁举和特举，岁举是常制，特举由诏令临时规定，二者都是由下向上推选人才的制度。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惟才是举”的用人原则，这既是对处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

四、征辟制

征辟是一种自上而下选拔官吏的制度，主要有皇帝征聘与公府、州郡辟除两种方式。皇帝征聘是采取特征与聘召的方式，选拔某些有名望的品学兼优的人士，或备顾问，或委任政事。皇帝征聘，为汉代最尊荣的仕途，被征者来去自由，朝廷虽可督促，如坚不应命，亦不能强制；且于既征之后，地位也不同于一般臣僚，大都待以宾礼。辟除是高级官员任用属吏的一种制度。汉代辟除官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三公府辟除，试用之后，由公府高第或由公卿荐举与察举，可出补朝廷官或外长州郡，故公府掾属官位虽低，却易于显达。一种是州郡辟除，由州郡佐吏，因资历、功劳，或试用之后，以有才能被荐举或被察举，亦可升任朝廷官吏或任地方长吏。公府与州郡既有自行选官之权，而被辟除的属吏又不为朝廷命官，故去留亦可以自便。如不应辟，也不能加以强迫；否则，要受到舆论的非议。尤其是州郡辟召是当时比较自由的仕宦途径，而且既辟除之后，主官即当加以重用；否则，气节志行之士就要辞去。另一方面，公卿牧守既可自行辟除，他们为了发展个人势力，皆争相以此笼络士人；而士人为了做官，也不得不依托权门。这样便发展成为一种私恩的结合。西汉时被辟除者犹为国家官吏，到东汉则实际上成了主官的私属。于是朝廷集权力量遭到分割，地方割据势力得到发展，东汉末年四分五裂的局面，与用人之权转移到私人手中有很大关系。

五、九品中正制

在汉末豪强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乡举里选”的传统做法难以为继。在此情况下，三国时的曹魏御史大夫陈群制定和推行了“九品中正制”。在朝官中推选有声望的人担任各州、郡的“中正官”，负责察访本地士人，按其才德声望评定九个等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然后根据士人的品级，向吏部举荐。吏部依据中正的报告，按品级授官。起初，这一制度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此后的三百年间，出现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门阀士族垄断政权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六、科举制

剥夺了士族地主的政治特权，削弱了地方豪强士族的势力，使封建官吏的选拔和任用权收归中央，有利于消除地方和中央在选官方面的腐败，改变了自秦汉以来以荐举为主的官吏选拔制度，是历史的一大进步。通过科举考试，向整个地主阶级开放仕途，有利于笼络人才，缓和了矛盾，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科举制度创始于隋，形成于唐，完备于宋，强化于明，废于清晚，历经1300余年。它把读书、考试和做官紧密联系起来，从而提高了官员的文化素质，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有利于政局的稳定，推动了教育和科技文化的发展，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积极作用。

七、高考制

清末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始诏停科举。在科举制度废除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官员选拔制度陷入无序状态，甚至倒退到科举以前诸形态，直到辛亥革命以后，高考制度被确立，在30多年间，为民国政府选拔了大量的人才。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高等学校就开始单独招生，1950年同一地区高校联合招生，1951年以全国大行政区范围统一招生，1952年全国统一招生，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废除高考，高校停止招生，1971年高等学校逐步举办试办班，恢复招生。招收的新生初中毕业即可，但须经过两年以上劳动锻炼，废除招生考试，改为“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工农兵大学生由此出现。1977年6月29日至7月15日，当年第一次高校招生座谈会，讨论参加高考的学生资格。1977年8月13日至9月25日，当年第二次高校招生座谈会举行，确定高考招生办法。具体包括：1、劳动知识青年和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可以报名；2、具有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才可以报名，而且必须通过大学入学考试；3、政治审查主要看本人表现，破除唯“成分论”；4、德智体全面考核，择优录取。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满怀热情走进了期盼多年的考场。1978年夏季，又有590万考生参加考试，两季考生共有1160万人，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考试。

一直到今天，四十年过去了，高考制度仍被沿用，在为祖国发展与强大发挥着它强大的作用。（文卫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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