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里的单身汉》前言 彭国松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些变化既包括宏观层面的社会结构、制度环境、文化规范方面的变化，也包括微观层面的个体心理、态度和行为方面的变化。婚姻作为社会的观景之窗，处处都折射出社会变迁带来的影响。它让我们有机会观察到诸多不相容婚姻现象却能在同一个社会里共存。

从中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事实：许多都市精英女性成为“剩女”的同时，却有大量农村男性无妻可娶，成了光棍。与此同时，有钱有权的男性除了能与心仪的女人结婚成家外，还可以用自己拥有的资源，交换到除妻子之外的其他女性。“养小三”“包二奶”俨然成为当下成功男士标榜自身价值的显著标签。

吊诡的是，大众的价值观似乎也与“精英”阶层的价值信仰表现出惊人的一致性。从而让我们的社会一方面对有钱有权男士“养小三，包二奶”的行为给予极大的宽容、理解，甚至有时还带有一些羡慕与崇拜；另一方面，却对农村单身汉真实、合理的性欲求，给予了异常苛刻的指责与批评。阶层差异引发了公众价值信仰的错乱，让人不得不思考，当下的改革开放、城市化、工业化以及新农村建设等，对于不同阶层的人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又将有怎样不同的命运呢？

我选择了农村单身汉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希冀能从单身汉的人生际遇中，重新认识时代变迁带来的影响。诚然，单身汉并非当代社会独有的产物。它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都可能存在。然而，当前中国农村单身汉无论是规模、范围还是其呈现出来的新特征都是前所未有的。要认识这一群体的独特性，需要我们将其置于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中，从不同的维度透视这一群体的形成、细致刻画他们的生活样态、深入分析他们可能给社会带来的显在和潜在的影响。

本书以苏北江边村作为田野地点，同时结合在其他研究地点收集的资料，以那些年过30岁、尚未结婚的农村单身汉为研究对象，考察社会变迁背景下，农村单身汉形成机制，深入分析农村单身汉在社会生活中遭遇到的种种生存困境，描绘农村单身汉艰难求生的图景。在对苏北江边村个案进行研究，并结合其他研究的基础上，获得如下发现。

其一，中国农村单身汉群体的兴起，乃至光棍村的出现是众多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它的形成与我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国家力量的介入以及市场化发展相关联。它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农村未婚男性的婚姻。

其二，遭遇婚姻困境的单身汉及其家庭成为积极的社会行动者，他们在与社会互动过程中，采取了低就、举家合作、入赘、交换等变通办法，试图化解婚姻危机，达成家庭再生产的愿望。为了家庭延续，他们通过过继、领养、捡拾弃婴等方法来实现愿望。这些办法无疑是策略性的，是在外部环境约束下的一种理性选择结果。尽管采取了策略行动，但大多数单身汉仍然不能如愿，只能终身打光棍。

其三，农村单身汉遭际单身身份困扰和社会地位边缘化双重生存困境。青年单身汉表现出对单身身份的焦虑和抗拒，中年单身汉则对单身身份表现出认命和无奈的认同。而单身身份对老年单身汉而言，影响渐渐减弱甚至消失，但单身所带来的养老问题仍然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除了身份困扰之外，单身汉在家庭、社区以及社会流动中还处处受到社会排斥而沦为底层社会的边缘人。在双重困境下，单身汉的生存举步维艰。

其四，单身汉的性越轨行为给公共安全、社会稳定带来负面影响。与此同时，公众又难以对农村单身汉的性越轨有一个公正客观的评价，从而使得有性越轨经历的农村单身汉既是越轨者，同时又是受害者。这种极端分化的双重身份，让农村单身汉陷入两难的困境。婚姻和性之于单身汉而言，是一道永远无解的难题。

作为研究者，我无法满足他们结婚成家的愿望，但我希望通过自己真实的文字记录，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社会中这个独特的群体。我们希望这些深陷婚姻困境和生存困境的农村单身汉能获得更多人的关注和关怀，让他们将来生活得更好一些，生活得更有尊严一些。要做到这些，需要单身汉家庭、社区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共同努力。重建他们的家庭关系网络、亲属交往网络，加强单身汉的社区联系，通过社会的帮扶和引导，让单身汉重新回到家庭、回到社区和社会。唯有如此，单身汉对社会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才会变得更小，社会才将更加和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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