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应关注假离婚背后的真问题 毛建国

《经济参考报》记者近日以“准备在廊坊燕郊购房但户籍不符合限购政策要求”的名义，和一名房产中介人员联系。该中介人员称，可以通过与有燕郊本地户口的人办假结婚，从而符合限购要求。而在北京，一次“假离婚”，单是利息的差距就相当于一个平均工资水平的职工“不吃不喝干10年”。（6月20日《经济参考报》）

法律意义上并无假离婚这一说法。当夫妻双方走完家庭财产分割、子女抚养协议等法律程序，领取了离婚证，也即意味着双方已经走出了婚姻，成为了自由人。现在所谓的“假离婚”更多是事实上的，是指伴随着拆迁补偿、买二套房、逃避夫妻债务等问题出现，一些人采取的突破政策限制获取灰色利益的手段。

对于中国式“假离婚”的危害，现在习惯从有形上分析，认为其影响主要是利益上的。譬如，以拆迁补偿为目的的“假离婚”，增加了拆迁成本；以买二套房为目的的“假离婚”，降低了政策效果。其实，“假离婚”最大的危害，还在于无形的，也就是对道德情操的侵害。婚姻家庭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基础，缺乏对婚姻应有的神圣感和敬畏感，势必影响婚姻关系的稳定，对于社会主流价值观会造成冲击。

这些年来媒体常有报道，一对夫妻完成“假离婚”后，结果一方心生异心，或者早有二意，于是变成了事实上的真离婚，其中一方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一个好的制度，能把一个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能把一个好人变成坏人。面对“假离婚”现象的存在，更应该反思制度对于人性的诱惑和束缚。应该承认，出现“假离婚”现象，也是制度设计者所不想看到的。这也提醒制度设计者，应该反思制度设计是否反映最真实、最普遍的民意，以及制度设计如何才能科学地避免漏洞。

面对“办个假离婚，相当于增加10年收入”，更应该关注中国式“假离婚”背后的真问题。不得不指出，在市场经济冲击下，确实还存在一些“见利忘情”的倾向；而我们的制度设计，也恐怕存在一些“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拍脑袋”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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