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性和通俗性的完美结合 ——浅析《万历十五年》的魅力所在

作为一部学术专著而能畅销30余年，《万历十五年》堪称一个奇迹。“开口不谈‘十五年\’，自称‘明粉\’也枉然”，这句调侃之语，为这部书的巨大影响力做了最有力的注脚。不久前的热播剧《人民的名义》中，“毁”了学者型官员高育良的，也是这部《万历十五年》。

明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平淡的一年，既没有大的天灾，也没有大的人祸。然而，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在貌似波澜不惊的表象下，掩藏着皇权统治的乏力、官僚体制的钝化和意识形态的迷乱，烜赫一时的大明王朝已然走进了历史死胡同，丧钟已隐隐响起。把万历十五年作为时间切入点，大处着眼，小处入手，步步深入，层层剖析，在这里，史学家黄仁宇以高超的手法做了一次“微创手术”，表面虽不着痕迹，却在深层次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五脏六腑”进行了鞭辟入里的“病理”分析。

独特的视角之外，作者黄仁宇在书中对所涉历史人物进行了最大程度的“立体”还原，呈献给读者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活泼泼的人物形象，这也是《万历十五年》保持持久吸引力的原因之一。受“非此即彼”二元对立评判模式的影响，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刻画“脸谱化”，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签化”，如，万历皇帝朱翊钧就是个混账透顶的“懒政昏君”，海瑞就是一心为民请命的“清官”“完人”，戚继光就是没有丝毫人格瑕疵的民族英雄，等等。然而，通过《万历十五年》，我们却发现，朱翊钧之所以近三十年不上朝，乃是出于对各种繁琐礼仪的反感，对整个文官集团的失望，以及对不能立自己心爱女人的儿子为太子的“报复”。他的看似不负责任的“懒政”之举，其实笼罩着一层“哀大莫过于心死”的悲凉之气。

同样，对于千古第一清官海瑞，黄仁宇也没有一味地褒扬，反而用了“古怪的模范官僚”这一极不客气的话语进行评判。作为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和坚定践行者，海瑞一生彰显着服务公众而牺牲自我的崇高精神，这种崇高精神以及海瑞自身无懈可击的私德，注定了他会被供奉到道德的神坛，而被历史、当下和未来所怀念、铭记。然而，把千年前的教条、把形而上的伦理道德照搬过来，用于应对纷纭复杂的现实政治操作，海瑞之不合时宜、“古怪”一望可知。毕竟，“半部论语治天下”仅是一个美丽的传说，当不得真。“如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充栋梁”，同时代的思想家李贽对海瑞的评价，可算是一针见血。

作为抗倭民族英雄，在文学影视作品中，戚继光总以“高大全”的形象示人。然而，在《万历十五年》中，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位戚大帅：他豁达豪爽，却也深谙政治“潜规则”，多次以金钱、美女贿赂政治靠山张居正等；他体恤下属，却也经常显露霹雳手段，士兵离队小便就会被处以割耳酷刑；他自奉甚简，却也率性而为，喜欢吃的北京煮猪头不惜由百十里外走马传致；他畏妻如虎，却在暗中娶妾3人，生子5人，直到儿子长大，他泼悍的夫人还不知将门有子……擦拭掉被涂抹的一层厚厚脂粉，英雄得以以本来面目示人，这张面孔虽然没有臆想中的那么完美无缺，甚至带有一些丑陋，但因其真实，我们会更觉可亲、可爱，从而所产生的敬仰、爱戴也才会发自肺腑。一句话，不把历史人物强行安放在二元对立评判模式的标准像框里，而结合史实，多角度剖析，“立体”式还原，这使《万历十五年》收获了巨大成功。

当然，对于一部历史学专著而言，有无真知灼见的史识应是衡量其水准高下的最重要标杆。当下学界，史识的浅陋已成为一大痼疾。如，对于明朝的衰亡，不少学者仍因袭“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的老调，把帝王的个人品质视为决定国家兴衰的主因，而缺乏对当时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等的全方位的考量，所得出的史识自然不能使人信服。反观《万历十五年》，通过描述万历帝以“懒政”为手段和文官集团进行博弈，揭示了君主专制政体的深层次病态；通过对张居正“人亡政息”的慨叹，指出了强人治国的局限；通过对海瑞悲剧性命运的透视，道出了个人道义理想在现实政治操作层面的苍白无力；通过对李贽思想的全面剖析，论证了当时思想界的苦闷和“无路可走” ……黄仁宇以其“大历史观”享誉学界，在《万历十五年》中，这一观念体现的淋漓尽致。跳出“就事论事”的学术桎梏，拉长时段，以一种更全面、更广阔的视野审视历史，所得出的结论自然不落窠臼、振聋发聩。

概而言之，《万历十五年》所得出的史识主要涵盖以下两点：其一，明朝乃至整个中国传统社会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在于采用疏阔、僵化的道德准则治国，而没能建章立制，实现精准的数目化管理；其二，个人的品德、能力无法从根本上弥补体制的不足，人治靠不住。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这两点仍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价值。不久前，“于欢刺死辱母者”一案在各大媒体引发轩然大波，在对该案的讨论中，出现了明显的以道德评判取代司法审判的倾向。殊不知，以道德评价作标准，很难保证不出现主观性、随意性和专断性，公正司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道德至上的观念在我国根深蒂固，近年来，受道德泛化的影响，“道德掩盖事实”“道德绑架常识”“道德评判干扰司法审判”等现象屡屡出现，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提出了巨大挑战。为此，必须以史为鉴，走出“以道德代替法律”的误区。

同理，与道德至上相呼应，以推崇圣君贤相、清官廉吏为标志的“人治”意识在当前也有深厚的土壤。持此种观念者，片面夸大个人意志、能力在推动社会前进中的作用，而忽视了建章立制、完善体制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万历十五年》中，为确保新政顺利推行，“救时宰相”张居正可算是尽显铁血手腕，其意志之决绝、风格之强劲，整个历史上都鲜有人与之相匹敌。可即便如此，由于缺乏相应的制度建设和精准的数目化管理，在张死后，新政很快灰飞烟灭，张居正本人也落了个被抄家清算的悲惨下场。同样，由于戚继光的个人努力，他所率领的戚家军一度武力值“爆棚”，战功赫赫，可由于“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没有改变，以及缺乏相应的配套机制，戚家军很快埋没于历史烟尘，整个大明王朝的武力废弛也日甚一日。由此可见，个人的意志、能力无法弥补整个体制的不足，人治的结局只能是“人亡政息”，确保社会长足进步和发展的唯一“诀窍”只能靠建章立制，把各项事业和活动真正纳入制度化、法治化管理的轨道。

金无足赤，同理，任何一部著作都不可能尽善尽美。毋庸置言，《万历十五年》以论代史的倾向比较明显，在研究理念上也受西方学界“中国停滞论”的影响，有先入为主、预设立场之嫌。虽然如此，《万历十五年》仍以独特的研究视角、生动的语言叙述、立体的人物剖析和卓越的史识见解，实现了学术性和通俗性的完美结合，为史学大众化探索出一条蹊径。

□徐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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