窑语

我熟悉南方的土窑：半圆形的拱门，长长的土砖垒砌的窑垄，方块的天窗，伏地而起的烟囱。场院里，堆着高高的柴垛或芦苇垛，土陶坯已经晒得发白，泥浆水淌出油状的水痕成了陶器的花纹，白白的太阳烘烤着绿昼，泥池里黑褐色的胶泥温顺柔和。

泥是从老河道里挖上来的，一车一车地拉到泥池里，浇上水，用木勺泼洒，一遍又一遍，湿透了，泥孔冒出咕咕的气泡。踩泥人把健壮的牛从牛圈里拉出来，哦，哦，哦，和牛说着亲热的话，喂上整畚斗的米糠，用一块黑布，把牛的眼睛蒙起来，牵牛进泥池，踩泥，深一脚浅一脚。胶泥陷满了牛的脚窝，也陷满了人的脚窝。踩了半日，又泼洒水，胶泥开始黏合，稠密。又踩半日，胶泥如蒸熟的糯米浆，黏，糯，柔。制陶师用一把弓状的钢丝锯，把池泥，切割成一块块，抱进茅棚里，开始制陶。制陶的地方，在毗连的另一个茅棚，有一块青石案桌，师傅抱起泥坯，在案桌上，狠狠地摔打，反复摔打，打得胶泥瘫软，开始揉，像个面点师，胶泥成了发酵的面粉，揉，揉出泥皮片。师傅托着泥皮片，裹在陶模上。一只手给胶泥刮浆，一只手转动模具，浆水咕咕地淌下来，浓浓的，浑浊而清洌。

做好了的土陶坯，在黄泥夯实的地垄里，暴晒。黑褐色的陶坯，笨拙，朴素，像一张长饱满的脸。日暮，芦苇扎的盖席，一列列地盖在陶坯上。陶坯，暴晒之后，一日比一日白，亮出泥质浑厚的色泽，花纹一圈圈地吐出来，有荷花，有丁香，有蔷薇，水的波纹也一层层地浪卷出来，细密，柔和，山河多俊美。烈日暴晒七日，陶坯可以进窑了。把陶坯一个个抱进窑，一垄垄地码起来，码两天，封了窑门，师傅坐在一起，喝一餐酣畅的酒。酒是谷酒，太阳一样爆烈。酒喝够了，开始点窑火，这时已经月亮爬上了屋顶。干燥的芦苇扠进窑口，粗粗的硬木挤压进窑口，窑身的蒸汽一卷卷地扑腾起来，白焰升入村边的树梢。

窑火，从河水里爬起来，被噼噼啪啪作响的木柴唤醒。树脂吱吱吱地叫，空气在炸裂，熟透的石榴一样迸开。陶坯被红绸般的火焰，包裹，一层又一层。窑身开始变红，跃动的气流在场院里回荡。蓝夜，水银似的蓝夜流淌，高高的川穹变得低矮，一直垂降在我们的眉宇。碎冰般的星星，继续裂碎，莹莹闪闪。蛙声此起彼伏。

在关于故园的词条中，窑，是一个仅次于粮食的词。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家的大部分脏器：瓦、砖、碗、钵、盆、碟、瓮、缸、茶壶、酒壶、酒杯、茶杯……我们用砖瓦筑舍，用碗盛饭，用钵盛汤，用瓮储藏干粮，用水缸储水，用菜缸腌制咸菜，用壶泡茶，用杯喝酒。在物质匮乏的年代，我们还托钵行乞。每一件窑里烧出来的物品，都有与我们身体相似的品质：器具上留有人的掌纹和温度，把人的品性融入胶泥里，烈火焚烧，最后与我们攻读岁月。它们与我们的身体一样洁净，柔美。它们与我们的生命一样坚硬，易碎。在我孩童时期，快过年了，我随母亲去小镇郑坊，拉一架平板车，买土缸土瓮。卖陶器的店，有好几家，我们一家一家看过去，问价格，看器物成色，一条街走完，已经中午。母亲拉车，我在后面推，小跑着，布鞋摩擦沙子的声音，沙沙沙，和冷风吹哨子的声音，相互交混，至今不散。

丙申年仲夏，我和徐勇去窑山，再一次看到了窑。窑山是一个水岸边的村子，村侧便是丰溪河。在老旧的窑场，我见到了制陶师傅，穿藏青色的围裙，戴着草帽，吸着纸烟，粗粝厚实的手掌裹着泥垢——我多么熟悉这样的模样，朴素，仁爱，有泥的慈悲，有水的绕指柔。一口口的大水缸，整整齐齐地排在院子里，在阳光下，散发圆润的光泽，黝紫黑的釉色却白白发亮。我拍拍缸身，把耳朵贴在缸口，嗡嗡嗡，声音清脆，爽亮，如泉水淌于井中。在两栋瓦房里，码着晒干了的土陶坯，一层一层，一垄一垄。我推开满是灰尘的木门，暗淡的光线落在土陶坯上，器物如昨，鲜活如初。

瓦舍前后的院子里，破碎的陶片和弃用的缸瓮，散落在荒草间。瓜架上的南瓜花和黄瓜花，开得粉嫩。时代的更替和变迁，我们的生活方式在改变，我们所用的器物也在改变。皂头镇是古信州南部的中心生活区，丰溪河从这里奔腾汇入灵溪，始称信江。信江壮阔，浩浩渺渺两百余里。河流所哺育的，正是人所渴求的，繁衍，生生不息。窑，是信江沿岸最具人烟气息的文明。窑，我们曾依赖屋舍一样，依赖它。窑，给了我们四壁，给了我们屋顶。窑，是我们身体的延伸部分，是我们生命储藏的部分。

窑火，是生命在发烫，慈爱，倔强。我抚摸着大水缸，手久久不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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