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中的“早朝”景象

■庞惊涛

皎洁明星高，苍茫远天曙。槐雾暗不开，城鸦鸣稍去。始闻高阁声，莫辨更衣处。银烛已成行，金门俨驺驭。

柳暗百花明，春深五凤城。城乌睥睨晓，宫井辘轳声。方朔金门侍，班姬玉辇迎。仍闻遣方士，东海访蓬瀛。

这两首《早朝》诗，在王维诗作年谱中，被专家编入“未编年”，也就是不知哪一年写的。如果将它们和王维在天宝初年所作的《春日直门下省早朝》诗合并来看，唐朝的早朝制度便非常清晰地呈现在面前：

骑省直明光，鸡鸣谒建章。遥闻侍中佩，暗识令君香。玉漏随铜史，天书拜夕郎。旌旗映阊阖，歌吹满昭阳。官舍梅初紫，宫门柳欲黄。愿将迟日意，同与圣恩长。

这首诗作于天宝元年（742年），其时，王维42岁，为门下省左补阙，掌供奉讽谏，观察唐朝早期的“早朝”景象，是这首诗主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五鼓上朝，苦中有乐

据《唐六典》卷四《礼部》所记，唐前期实行常参制，即每日朝参，简而言之，便是“早朝”。“凡京司文武职事九品已上，每朔、望朝参；五品已上及供奉官、员外郎、监察御史、太常博士，每日朝参。”按照这一政治制度安排，五品以上的在京官员，参加早朝，人数较朔望朝参少而品级高。

作为早朝之外的朔望朝参，其举行时间明确规定为每月的初一和十五，有标准的仪轨。到了朝参日，大明宫上设黼扆、蹑席、熏炉、香案，依时刻陈列仪仗，“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在监察御史的带领下，群官按品级于大殿就位后，皇帝才登御座，群官在典仪唱赞下行再拜之礼。

还有一种更为盛大和隆重的朝参制，便是元日和冬至日举行的大朝会，在京九品以上的官员皆要参加。

作为在京官员最重要的政事活动，王维在三十多年的为官经历中，除外放任济州司仓参军和岭南知南选的几年以外，大多数时间都为京官，亲身参与并见证了无数次早朝和“朔望朝参”。这两首《早朝》诗，即是他参加“早朝”的见证。从诗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皎洁明星高”，还是“莫辨更衣处”，都极言其“早朝”之“早”和辛苦，而王维听到的“高阁声”，正是大明宫内闱的“铜人”召唤群臣上朝的钟声。“玉漏随铜史，天书拜夕郎”一句，便是“高阁声”的详细说明。

那么，群臣们究竟是几点出发，准备上“早朝”的呢？据唐《明皇杂录》记载：“五鼓初起，列火满门，将欲趋朝，轩盖如市。”五鼓，相当于五更，指凌晨3~5点。钟声一响，散居在长安各处的各品级官员便起床更衣，仆人准备轿马，赶往皇宫。“遥闻侍中佩，暗识令君香”，不管是贵为宰相的门下省最高长官，还是有资格参加早朝的其他官员，都要闻鼓而起，参加早朝，和皇帝一起议政。

车马载道，冠盖京华，这样的景象，成为今天我们管窥唐代“早朝”制度背后百官和市井生态的最好窗口。从唐长安城平面图可以看出，全城约有108个街坊，品级最低的九品官员或收入不高的低级官员，或许只能住在离禁苑最远的安德坊或通济坊，他们从启夏门出发，穿越9个街坊才能进入朱雀门，因此，他们或许于凌晨三四点就必须起床，否则会因迟到而被处罚甚至丢乌纱帽。还有一些年轻的低品级官员，根本无财力购置私宅，因此，在官署以值班的名义，有一个住处，也不失为一种权宜之计。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长安的各级官署里，共有内官2600多人，分为常参官和非常参官。常参官就是每天必须面见皇帝的职事官，人数近千人。王维这首《春日直门下省早朝》诗，即作于门下省的值班官署。

另一位唐代诗人张籍的“早朝”诗，除了极言上早朝的辛苦，还别具生趣，也算苦中有乐：“鼓声初动未闻鸡，羸马街中踏冻泥。烛暗有时冲石柱，雪深无处认沙堤。常参班里人犹少，待漏房前月欲西。凤阙星郎离去远，閤门开日入还齐。”羸弱的马匹在昏暗的烛光下，有时冲上了街坊的石柱，冬天下雪，赶赴早朝的路上，因为光线不明，人与马都认不清沙堤。

殒命早朝路

比起大唐宰相武元衡来，那些凌晨起床，穿越9个街坊，到大明宫点卯上班的低品级官员实在要幸运得多。他们虽则辛苦，但还不至于为赶早朝而丧命。

因力主清剿淮西割据势力，武元衡受到与淮西勾结的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淄青节度使李师道的忌恨。二人密谋刺杀武元衡，而他们选择下手的地点，就是武元衡早朝必经之路——安靖坊，时间正是早朝前的凌晨5时许。

元和十年（815年）年六月初三，闻晨鼓而出发赶早朝的武元衡，在路经靖安坊东门时，被刺客射灭灯笼而遇刺身亡，和他一起上朝的副相裴度也受伤。

可能是对自己被刺的命运有所预感，六月初三前夜，武元衡作了一首很具有诗谶意味的诗，叫做《夏夜作》：“夜久喧暂息，池台惟月明。无因驻清景，日出事还生。”冥冥之中，武元衡似有预感而又无能为力去改变未卜之事的发生。

武元衡遇刺案被列为唐朝十大奇案之一，虽然后来宪宗缉拿并杀了5名刺客，但宪宗削藩之战的得力助手武元衡却再难复生了。在宪宗心上，武元衡这个武氏后人是可以信赖和倚重的。或许，武元衡的遇刺，某种程度上也加剧了他要削藩的信念和决心。此后，他的强硬武力削藩，结束了自代宗广德以来60多年间藩镇割据的状况，很好地打击了藩镇势力，使得全国至少在名义上取得了统一，李唐王朝得以继续保留了余下100多年的统治。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武元衡也算“死得其所”了。

这起震惊帝国的早朝遇刺案，对文武百官们的影响是很大的，百官们的“早朝”路也一度充满血腥之气。唐玄宗后期，李隆基怠于政事，沉湎酒色，早朝制度便无疾而亡。白居易在《长恨歌》中发出“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感叹，与其说是对早朝景象不再的感叹，不如说是对一个勤于政事的政治体制以及帝王统御下的百官荒怠的叹息。

颂圣与讽谏

不独王维的诗中详尽写到“早朝”的景象，整个唐朝，以“早朝”为题的诗举不胜举。如冯延巳《早朝》诗：“铜壶滴漏初昼，高阁鸡鸣半空”；虞世南《凌晨早朝》诗：“万瓦宵光曙，重檐夕雾收”；戴叔伦《春日早朝应制》：“月沈宫漏静，雨湿禁花寒”；白居易《早朝》诗：“鼓动出新昌，鸡鸣赴建章”；贾至《早朝大明宫》：“银烛朝天紫陌长，禁城春色晓苍苍”等，皆发王维《早朝》诗同等的意绪。

这类“早朝诗”无一例外地充满了诗人们对帝王勤政的歌颂，境界说不上多高，在一片类同的颂圣声中，王维《早朝》二首中还略有讽议，如“仍闻遣方士，东海访蓬瀛”一句，明代文学家胡震亨认为其“明以秦皇、汉武讥其君也”，对玄宗好长生之道遣方士访蓬瀛颇有微词。这大概是王维青壮年时期凭着一腔血气使然。在这一系列充满浓郁的颂圣色彩的“早朝”诗中，尽管王维也未能免俗，但这句微词，还是让他的早朝诗，充满了积极意义。

如果一定要给唐诗更明晰地分类，“朝会诗”完全可以单列一类。因为很多诗人，其实也是官员。“早朝”诗作为“朝会诗”更垂直的一个细分，是今天观察唐朝早期常参制度的最好以及最完备的历史资料，也是观察唐代早期长安城108坊和皇宫内苑日常景象的最好参考。“五鼓初起，将欲趋朝。”今天，我们通过唐诗来观察唐朝早期的“常参制”，其最大的现实意义或许正在于让今天的为政者，学习其上下一体的勤政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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