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头脑离不开和平律令的牵引 ——纪录片《汉匈之战》的反思

●杨亮

公元前年，汉武帝颁布《轮台诏》，向天下人诏告：“朕即位以来，所谓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这是晚年的汉武帝刘彻对自己为百姓所造成的痛苦所作的一种反思，说的重一点指的是一种对自我行为的否定，说的轻一点指的是一种对天下的谢罪，恳求百姓或者历史原谅自己缺乏理性的治国方略。当然，历史对汉武帝的评价是有褒有贬，在整个刘彻执政的时代，他确实是一位雄才大略的胜者，凭借汉朝前期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他将不可一世的匈奴人逼向了西迁的旅程，让汉朝帝国的边疆再次回归安宁和祥和，说他是一位穷兵黩武的败者，是因为连年的征战，让大汉王朝的“体力”严重透支，给王朝的延续留下了片片伤疤。但笔者认为，在汉武帝的光荣和梦想中，始终包含着一种难以抹杀的失败，甚至说是一种悲剧。

在人类历史的演化过程中，理性一直处于一种主导的地位。可以说，“对人类生活具有长久性影响的生产方式、技术发明、制度创建、规则制定、习俗形成都是集体理性选择所致。”这其中当然也包括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今人是这样，古人也是这样。以汉高祖刘邦的“白登之围”来说，与其说这是一种非理性的战争行为，不如说是一种在理性头脑指挥下的决策失据，他太自信，以至于犯了兵家之大忌。公元前年，匈奴首领冒顿单于率兵越过长城，将战火烧到汉朝的边疆晋阳。刘邦认为，十几年前，秦朝的军队能将匈奴打得溃不成军，而汉朝的军队在短短几年时间就能将狂飙一世的秦军战胜，一统天下。那么依此逻辑推理，以大汉的实力定当能击溃匈奴。可事实上，指挥官的理性决策与战争的胜负之间并非具有天然的一致性。历史史实给出的结论是：刘邦败了，而且败得一败涂地，差点将性命丢掉。

“所有的偶然故事及其命运都因其永在的诉求而具有意义。”白登之围算是一次偶然事件，正是这一事件，让汉高祖、汉文帝、汉景帝等不得不采取司马迁笔下的“和亲政策”，这一政策一直延续到汉武帝时代。从公元前年到公元前年，年间，匈奴五次入侵，汉匈之间四次和亲。这对于岁的汉武帝来说，简直是耻辱。由此，战争的天平开始发生逆转，主动方渐渐由匈奴一方向汉朝一方倾斜。“在专制的时代，一个皇帝的性格就是一个王朝的性格”，汉武帝的性格中就有一种壮志凌云的“不服输”的霸道。而在中国历史中，具有这种性格的王朝往往是一个时代的高峰，而汉武帝恰恰在这一高峰时代抓住了历史赋予自己的责任，用战争的狂飙之策迫使历史的天平发生陡转。然而，“尽管任何一个历史性的存在的命运和故事都是偶然的”，但是，汉武帝击溃匈奴的史实的确具有“超越历史性的永在性。”因为，在古代，只有战争的手段才能实现这一梦想，维持一段和平的曙光。但是汉武帝发动战争的初衷太过单纯，仅仅是为了战胜对方，而没有从战争的性质和目的，甚至战争的终极追求出发：换取永久性的和平，自己的或者他者的。

但是，在汉武帝谋划战争的初期，也曾遇到了不少的阻力，甚至还有一些难以平复的挫折和失望。公元前年，汉武帝得知月氏国被匈奴攻破，被迫西迁。汉武帝于是派张骞出使西域，希望能联合月氏国，东西夹击匈奴，可是张骞却被匈奴扣押了年。这一计划被迫搁浅。但是以和亲换来的和平并非是汉武帝所需要的，他需要的是以战争的伟力一举拿下匈奴，彰显大汉王朝的国威。此时，经历“文景之治”后的汉朝已经有了大刀阔斧改革的资本与一个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相适应的强者身份。而此时的匈奴还是一如既往地对汉朝边境进行骚扰。公元前年，汉武帝就是否出兵匈奴，主持了一场主战派与主和派的论战。在论战中，主战派王恢提出了一个让主和派韩安国无法辩解的谋略，那就是“引蛇出洞”的马邑之谋：即以马邑县令被杀，骗取匈奴首领军臣单于出兵劫掠财物，汉朝军队埋伏于马邑城周围，将其歼灭。这一计谋本天衣无缝，可历史的偶然却捉弄了汉武帝，马邑之谋却被军臣单于的多疑，在马邑城外抓的一个汉朝俘虏泄了密。历史就这样让马邑之谋胎死腹中。历史的叙事或许“总是一种主观解释”，尤其是偶然性和必然性，马邑之谋的偶然泄密逼迫着汉武帝走上了出兵匈奴的战略规划。

于是，在这关键时刻，历史又请出了卫青和霍去病。公元前年，根据汉武帝的指令，李广、卫青、公孙贺、公孙敖分别率领一万骑兵跨出长城，深入匈奴腹地，御敌于国门之外。大家都知道，匈奴是逐水草而居，过着飘忽不定的游牧生活，汉朝主动出击匈奴，只能寻找战机，结局难料。然而历史的事实也是这样，李广差点丢掉性命，公孙贺一无所获，公孙敖大败。只有卫青，不负众望，避实就虚，冒险深入匈奴的王庭龙城——匈奴的精神圣地。在这里，卫青大获全胜。卫青的胜利，让汉武帝乃至整个国家为之一振，而此时的匈奴依旧像往常一样向汉朝发起进攻，关于战争是否打下去，汉武帝的态度是决绝的。一方面，他是为了保卫汉朝的疆土不在受匈奴人的骚扰，另一方面，也是最为重要的，作为一个完美主义者，汉武帝就是为了彰显汉朝的勇猛和壮烈。

而此时的两位猛将恰恰具备了这种勇猛和壮烈的性格，卫青出身卑微，“私生子”“家奴”的标签在他的成长岁月抹上了不光彩的一笔，长大后的卫青生逢其时，于是屈辱、卑微的身份则化作一股建功立业、彰显自我的喷薄张力。霍去病，则更甚，张扬、高调、强势。一个时代需要强者，因为强者的时代注定要为一个王朝的强势崛起书写荣光。卫青和霍去病不负时代的期许，为“汉王朝探寻理性与和平”找到了基点，即只有击溃匈奴，一个文明的历史才会在自然生长的旅程中脚踏实地，而这也恰是一代帝王所期许的最大资源和最大利益：国泰民安。

历史，总是沿着强有力的人物走去，当灾难如同风暴般将汉武帝裹挟进来，当重任突然降临到他身边时，他果断地将机会牢牢地抓在手里，汉武帝不仅是在与匈奴人掰手腕，也是在于历史掰手腕，他不接受逆来顺受的命运，历史的流向硬是在他的手里改了道，当然他的这份执着让大汉王朝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公元前年的漠北之战，公元前年的漠南之战，以及之前的战争，把汉匈之间的战略优势彻底扭转，汉朝居于强势地位。但是，历史总是沿着胜利者的足迹一路高歌，直至越过高峰，折向低谷。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公元前年，公元前年，汉武帝连续发动战争。实际上，此时的汉朝的经济实力已经大不如前了，财政空前赤字。所以说此时，如果汉武帝能够及早地觉醒，将战争的刹车踩住，那么他就是一个彻彻底底的胜者。作为一个谋略家，尤其是封建君王，他既是一个国家的设计者和创造者，更是一个国家的发展者和延续者。不管是为了谋求和平的战争，还是为了逞一时之快，作为君王，为人的幸福和人的发展而存在的主动意识和自觉能力才是实现人间善的生活的源泉。于是我们认为，汉武帝前期的战争就是在理性指导下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想象，他是本着追求一种正义和幸福的初衷而为的，然而其后期的战争如果说是为了炫耀一种帝王的威严不如说是用一把利剑在刺穿自己的虚伪和霸道，然而，这种对战争的期许和设计，恰恰是一种不顾现实和利益的自我发泄，于是战争俘获了他，把他以及汉王朝的鼎盛推向了历史的另一面。所以说，汉匈之战是一把魔棒，它变幻出了美丽的新世界；同时它也是一把利剑，刺破了现实的种种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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