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谁呵护王君平 李海博

精神病人谁呵护

我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万人，精神科医师仅有2万多名

一名精神病人拖垮一家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采访中，岁的郭九香数次哽咽。她的丈夫已去世，大女儿和小儿子先后患精神病。外孙女每月仅有多元的收入，她和外孙女共同承担着家庭的重担。

女儿和儿子先后住了4次院。“银行不贷款给我，后来找了个远房亲戚做担保人，才贷出元给女儿看病，住院花了多元，还欠医院多元。”郭九香说。

儿子发病时六亲不认，称饭里有毒而绝食，情绪激动时会打人，郭九香经常被儿子打伤。邻居们也经常受到他的骚扰，有一次他还把邻居家的玻璃打碎了。儿子每个月仅有元的补助。一盒药元，一个月要吃盒。另外，治疗脑梗的药每月还要花多元。

由于常年照顾两个患病子女，郭九香心力交瘁。她患有子宫肌瘤，医生建议切除子宫，她没钱做手术，一直拖着，肚子疼就吃止疼药维持。“这几年岁数大了，身体不好，拾废品也不行了。我不管他们谁管呢？”郭九香抹着眼泪说。

“一个精神病患者拖垮一个家。”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门诊主任刘慧兰说。她在门诊经常看到家属眼神里的无奈，有的家属甚至就在诊室里号啕大哭。“精神病不同于其他的疾病，这种疾病对于病人、家属都是身体和精神的双重煎熬。”

我国将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分裂情感性障碍、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和精神发育迟滞伴发精神障碍等6种疾病，列为严重精神障碍进行在册管理。目前，全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达1亿人以上，重症者超万人。截至年底，我国在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已达万人。

北京市精神卫生保健所副所长闫芳说，对于在册管理的病人，北京市实行门诊免费服药制度。如果患有身体方面的疾病，可免去医保住院报销起付线部分。如果属于低保人员，可以按救助途径获得相应的救济资金。对于监护人来说，根据患者精神残疾的等级不同，可以申领每月元-元的护理费。她提醒，患者可以去医院做精神残疾鉴定，根据残疾程度不同，去残联申领数额不等的残疾人补贴。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王国强指出，我国将完善精神卫生服务的整合保障机制，做好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治等制度衔接，发挥整合效应，不断提高贫困精神障碍患者的医疗保障水平，为他们提供个性化、多样化的康复服务。

精神科医生“挨打受穷”

在一次查房中，河北邢台精神病医院医生徐红霞遭到患者袭击，她的鼻骨被打断，现在鼻子还留有伤疤。另一位医生在一次护理中，被患者打成了“熊猫眼”。徐红霞说：“被精神病患者袭击是很常见的事，每一位医生都被精神病患者打过，有时没防备，突然间就挨一巴掌。”

“挨打受穷”，这是精神科医生的真实写照。与其他医生相比，精神科医生更容易挨打，收入更低。邢台市精神病医院院长刘一宝说，精神科医护人员的收入比同级别医院的其他医生至少低1/3。即使在综合医院里，精神科也是边缘科室，主要原因是不能给医院创收。

我国精神卫生服务资源严重短缺且分布不均，全国共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家，精神科床位.8万张，平均1.张/万人口，精神科医师2万多名，平均1.名/万人口，且主要分布在省级和地市级城市，精神障碍社区康复体系尚未建立。

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院长栗克清认为，精神科医护人员收入低，根源在于补偿机制不合理。政府对医院的投入集中在基础建设上，医院的收入主要依靠医疗设备收费和医生开药，由此导致精神科医生的收入普遍偏低。闫芳建议，精神科医生的收入应适度提高，并形成动态调整机制。

病人渴望回归社会

精神病人如何回归社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精神疾病的标签一旦被贴上，就很难揭下，可能会伴随终身，患者即使康复了，也得不到社会的包容和认可。闫芳说，精神疾病患者的暴力犯罪率和正常人相比差不多。一些媒体报道后，精神疾病暴力犯罪比例被放大。我国精神疾病患者多是家庭管理，患者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不利于回归社会。栗克清认为，精神病患者的治疗应该在精神病院，而康复工作应该在社区里，回归社会需要更多社会组织参与。

深圳市康宁医院院长刘铁榜认为，来自社会的歧视和排斥是精神病患者回归社会面临的最大障碍，自卑、胆怯的心理阴影始终伴随着他们。营造平等、宽松的环境，是精神病患者融入社会的一剂“良药”。

深圳“蒲公英会所”是一家精神康复机构。患者不再是被治疗的对象，而是具有高度自主权的会员，会员有平等参与会所活动的权利。小慧是“蒲公英会所”的会员，现在一家外贸公司做业务员，主要负责将公司产品传到网上。她说，会员之间都是平等的，平时一起参与会所组织的娱乐活动，让她交到朋友，学会与人沟通，不再那么孤僻了。

王国强认为，应大力推广“社会化、综合性、开放式”的精神障碍和精神残疾康复工作模式，建立完善医疗康复和社区康复相衔接的服务机制，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源提供精神障碍社区康复服务，促进精神障碍患者回归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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