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古时冤案 □张勇

月2日，当最高人民法院第二巡回法庭对聂树斌案的判决宣读时，旁听席上一片啜泣声，聂树斌的母亲张焕枝更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情感，老泪纵横。这是一份迟到了多年的无罪判决，它的到来令人心情复杂，其中既有欣慰，也有遗憾。欣慰的是，最高人民法院采取少见的异地复查、直接提审等方式，让真相大白，终于还聂树斌以清白，啃下了中国司法史上一块难啃的“硬骨头”；遗憾的是，人命已逝，再多的努力都难以完全弥补冤案错案给个人、家庭以及社会带来的创伤。

对于冤案这个词汇，人们应当不陌生，因为历史上有太多让我们耳熟能详的冤假错案，什么窦娥呀，杨乃武与小白菜呀，一张嘴就能说出一堆。

晋干宝《搜神记》记载了这样一则冤死案：东汉时，东海郡有个寡妇叫周青，人生得俊俏，虽然守寡多年，可她奉养婆婆仍然尽心尽力，被大家称为孝妇。看着她辛苦，婆婆心想：“我已老朽了，为什么要拖累年轻守寡的媳妇呢？”于是婆婆背着媳妇，自缢身亡。婆家已出嫁的小女儿，却向官府诬告周青说：“这个女人害死了我的母亲。”官府便把周青关进牢狱里，用最残酷的刑罚逼她招供。孝妇忍受不了酷刑，只得诬服。后来的丞相于定国，当时正在那个郡里当狱吏，他认为这是一桩冤案，便对太守说：“这个媳妇侍奉婆婆十多年，四境八方都传说着她的孝顺事迹，绝不应当处死她。”太守不听，于定国只能抱着案卷，痛哭了一场。当地老人们传说，周青被杀时，请求用车子运来一根十丈长的竹竿，然后在刑场竖起竹竿，并在竹竿上挂上五条白色布幡。她当众发誓说：“如果说我周青有罪该死，我心甘情愿受刑，我的血流到地面；如果我蒙受大冤，我的血将直冲而上，溅红白幡。”周青受刑时，人们看见她的血沿着布幡冲上去，而后又沿着布幡流下来，布幡上浸透了含冤者的鲜血。

《疑狱集》中也记载了不少这样的冤案。后晋，一个在外经商多日的商人风尘仆仆回到家中，发现妻子横尸屋内，肢体俱全，头颅却不翼而飞。伤心之余，商人迅速通知了妻子的娘家人。而妻子娘家人一口咬定是商人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并将他扭送到衙门。为了尽快破案，狱吏对商人严刑拷打。商人忍受不了刑具之苦，最终承认杀害了妻子。郡守把这桩案件委托给幕僚处理，而幕僚因为对案件的情节产生了怀疑而迟迟不作出判决。他对郡守说：“如果是商人杀害了妻子，一定不会只保留尸体，而把头扔了。人一死就不能再生还了，如果是诬告，主管刑罚的官员难道不后悔吗？所以，请准许我彻底追查。”郡守接受了他的建议。于是，这位幕僚另选房间作监狱，并重新慎重选择了掌管刑罚的官员，对商人进行再一次的讯问；另一方面，他又盘问验尸官和办理丧事的差人有关近期郡里办丧事的情况。有人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信息：最近一个豪强家里办丧事，据说是一个奶妈死了，在五更天的时候，从墙头抬过棺材。不过棺材很轻，像一口空棺材。这个幕僚立即派人到那口棺材的埋葬地，打开棺材后，果然在里面发现了一颗女人的头。然而，将这颗头和尸体对在一起后，商人却说那根本不是他的妻子。在拘捕了豪强并进行审讯后得知，这个豪强杀死了奶妈，把奶妈的头埋起来之后，又用奶妈的尸身换取了商人妻子，而商人妻子本人却被豪强关养在了家里。最终，幕僚判决在闹市将豪强处死，并暴尸示众。这场冤案最终得以平冤，还商人一身清白。

唐代李德裕出任浙西观察使的时候，当地甘露寺主持庙内事务的和尚上诉，他即将卸任，在移交寺庙财务时发现，前任几代主持和尚私吞了若干两黄金，并拿出了以前的移交文书作为证据。而在官府，众多和尚们的证言却都指向了这位新卸任的主持，说是他将黄金花掉了。审讯完毕，新卸任的主持认罪，但却没有追查到遗失的黄金。案卷被送到了李德裕的手上，他怀疑这位主持内心有隐情，就再次进行提审。最终，主持和尚交代了实情：庙里的和尚都想做主持僧，他们多年来只移交关于黄金分量的文书，却从不移交黄金。因为他不同流合污，这些和尚就想趁机陷害他。于是，李德裕安排了几乘轿子，请与此案相关的和尚前来对证，不过这些和尚彼此不能见面。李德裕吩咐手下拿来黄泥，叫这些和尚各自做出移交前的黄金模型，作为证据。结果，这些僧人做出的黄金模型各不一样。在铁证面前，这些和尚一个个认罪，交代了陷害主持僧的事实，而主持僧最终得以昭雪。

其实冤案产生的原因无外乎依仗官势、挟私报复、暗做手脚、索受贿赂等。为了防止冤案的发生，历朝历代大多都设置了相应的制度，如唐代规定对嫌疑犯进行审讯的时候，杖责不得超过三百；宋代规定刑讯逼供致死的，以故意杀人论处。即使如此，冤案依旧频现，这说明过去的制度不足以杜绝冤假错案的产生，聂树斌案终于真相大白，体现了司法体制改革的成效，同时也将为司法机关积累更大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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