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81年起，山东青岛市民封淑娟一直住在市北区鞍北片区一个筒子楼20多平方米的房间中。直到2012年为了照顾外孙，她才搬了出去，留下老伴一人看家。 2016

从年起，山东青岛市民封淑娟一直住在市北区鞍北片区一个筒子楼多平方米的房间中。直到年为了照顾外孙，她才搬了出去，留下老伴一人看家。

年3月日，鞍北片区三期改造启动，一个月后，封家成为第一批拿到棚改补偿款的家庭。拿着这笔万元拆迁款，封淑娟第一时间购买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

时至今日，她仍难掩激动之情，“都说棚改是拉锯战，真没想到我们这片区能这么快，多亏了居委会和老赵了。”

发生在此地的棚改，为何如此顺利呢？

“年，青岛市有户居民纳入棚改项目。居民监督委员会和引入第三方机构调解都是在实践中试出来的好制度，对棚改有重要的决策、监督及推动作用。”青岛市房屋征收处处长袁德志认为，让居民以“自我管理”的方式参与全程，只有感受政府的公正透明，在信任的基础上，才能从被动的“要我迁”变为主动的“我要迁”。

棚改户里选“代表”

岁的赵辉星就是封淑娟口中的老赵，年退休后一直赋闲在家，是邻居眼中的“热心肠”。今年3月，他和其他位拆迁户一道被阜新路街道南宁路社区户棚改居民选为棚改项目监督委员会成员。对这件关乎自家利益，更关系着老邻居们利益的大事，从公示征迁补偿方案到居民自选评估公司，从选择社会安置房源到入户评估，老赵一点不敢马虎。

“鞍北棚户区改造是近年来青岛市拆迁难度最大的项目之一，这个本应令人焦头烂额的项目却进展得格外顺利。年、年先后启动的一期和二期改造项目，不到一个月，居民签约率就超过%；年启动的三期项目中，签约率已经超过%。”阜新路街道办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棚改工作如此顺利，“居民监督委员会”制度功不可没。

阜新路街道办负责人说，棚改过程中的每一个晚上，街道办都要与居民监督委员会开会，通报项目进展，交流棚改问题，听取居民代表意见。居民监督委员会作为一个中间机构，既需要向居民解释棚改政策、参与棚改过程中的矛盾调解，也肩负着向政府传达居民合理诉求的任务。

“不参与就不知道拆迁的事有多难。”回忆那段时光，赵辉星说，每天真是忙碌，“比如，很多常年不在这里住的人，我们要到他们居住的地方去为其介绍拆迁改造情况。为了介绍情况，自己首先得熟悉所有的签约补偿协议，了解每一个环节。还要汇集不同的意见，对一些不满意的家庭要分头做工作……”

参与多了，猜疑少了

棚改，牵一发而动全身。诉求、问题五花八门，怎样才能把众人拧成一股绳呢？

全程跟进棚改项目又是棚改户的南宁社区居委会书记刘月杰颇有感触。在她看来，关键还得过程公开、透明。“参与的人多了，猜疑的事就少了，大家自然能齐心。”她指着一排公示牌说道，“我们在选择房屋评估公司时，居民一人一票从家评估公司中选出6家。从评估到测量到后期安置房选配，公开、公示，居民监督委员会全程监督。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居民自然放宽心了。”

有这样一个小插曲。片区号楼共有余户居民，其中户居民反映其房产证上的面积小于实际居住的面积，如果按惯例以房产证上的面积计算，每户将少算2至9平方米，如果以棚改补偿款为每平方米1.5万元的标准核算，这样每户可能损失几万元甚至十几万元的补偿款。这时，监督委员会就派上用场了。到房屋原所属单位调取基础设计图纸，聘请测绘人员试验性地测量个别房屋，最后发现居民反映的情况属实。于是将这一情况反映给街道棚改负责人，最终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鞍北片区棚改三期项目共涉及多栋筒子楼，都是上世纪年代末，铸造机械厂、卷烟厂、明胶厂等老企业建设的职工宿舍，房屋面积多在~平方米。生活空间狭小、配套设施跟不上，生活极为不便。

赵辉星不无感慨：“邻居们都盼早日住上新房呢。”

引入第三方机构

而在阜新路街道以东的兴隆路街道，徐玉芝夫妇却为棚改失眠了好些日子。原来，她居住的房屋产权人去世，兄妹5人对房屋产权处理有争议。

“遗产纠纷、扩建违章房、房屋产权纠纷、改造政策等问题都是棚改中纠纷最集中的领域。去年底摸底普查完，宁化路一期、海岸路号甲、号片区产权人去世的多达户，占棚改比例的%，想想头都大了。”兴隆路街道办副主任王若亭感叹。

正当她一筹莫展时，市北区提出了引入独立的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棚改项目，来解开这些“死扣”。

“第三方机构可以利用它的调解队伍和律师队伍，准确地向纠纷家庭讲明法律规定，同时提出专业的解决方案，提高效率。另一方面，第三方出面解决，能够减少居民的抵抗情绪，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与此同时，还能帮助居民节省律师调解费用。”市北区开发局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第三方社会组织参与调解的效果已经显现。

最终，兴隆路街道引入的“姜东调解室”对全部户房屋继承权进行确权民事裁定。参与棚改工作的律师姜东说，棚改错综复杂，政府改变过去边调解、边征收的做法，将服务前置、调解后置，“老百姓心结开了，改造工作也就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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