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我平生几乎没有演讲的机会。所到之处，既不会有人请去谈施政纲领，也没有人要我讲研究心得、创作体会或人生经验。说“几乎”，是因为勉强说来，我似乎也曾做过一次“演

□ 李 成

非官也非名人，我平生几乎没有演讲的机会。所到之处，既不会有人请去谈施政纲领，也没有人要我讲研究心得、创作体会或人生经验。说“几乎”，是因为勉强说来，我似乎也曾做过一次“演讲”，不过那是一次并不成功的演讲。

确切的日期记不得了，约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深秋抑或初冬的一天，反正天气还不太冷。地点是在我就读的师范大学某系教室，邀请者即为该系的学生会。讲的内容是关于当代诗歌创作。

其实，我是没有资格讲这个题目的。但是，我那时——应该说在此之前不久，还是这所学校的诗社社长，只是到做“讲演”的时候，我已经“卸任”，由低我两个年级的一位同学接替了。但仍被当时的校园诗歌爱好者认为在诗歌创作方面较有“实绩”者。

这就要说到当时的大背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大学校园开始广泛地集聚中国年轻一代的精英人物（在此之前，大学停招，能入大学者实在寥寥），思想空前地活跃，加上新诗界“朦胧诗”的兴起并广泛流行，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所以校园里产生了一批又一批最新锐、最有才华的诗写者和诗爱者。他们简直是校园里的王子，其受崇拜的程度简直不下于现在的各种明星。我差不多是八十年代中期步入大学校园的，算是赶了个“尾声”。正像“九叶派”诗人杜运燮先生说他考入西南联大是无形中捡到个“大礼包”一样，我所在的这所师范大学号称为“全国四大高校诗社”之一，当时很出了几个省内外诗歌界响当当的人物，从小爱“写诗”的我也觉得正是一种巧合，一上大学，似乎就被校园诗人夺目的光辉所眩迷，很快就接近他们而加入了“组织”——“江南诗社”，并偶有诗作发表于刊物。我的前任就是小有名气的一位诗人，他也很有组织才能，接连组织了两次全江城四所高校联合举办的“江南魂”诗会，影响很大；而且，他还很有理论素养，所写的研究大学生诗歌创作的文章被省外有名的文艺理论杂志发表，发表之前，他就以此为题在本校演讲过一次，效果很好。他毕业以后，我接手诗社，客观上说，此时校园诗歌已出现退潮迹象，加上我能力有限，所以本校的诗歌运动不仅未能更上一层楼，似乎有些难乎为继了。

即便如此，我沐浴前人的余晖，仍在校园里有一定“知名度”，所以，这个系（大约是教育系）的学生会要开展活动，仍将请我去作一次“演讲”列为项目之一。我一接到邀请，就极力推辞：一是我担任的“社长”职务已交下一届同学，二是我素来不是专注于诗歌创作，平时杂览闲收，在诗歌创作上并没有形成自己的观点，更谈不上有什么理论，我能贡献给大家什么呢？但是邀请方坚持要我去讲讲，说是就我所知随意谈谈，并且届时还要出海报。我更是反对在全校广而告之。但是，他们以为我只是“谦虚”，便仍然按他们的意思去布置。我也只得略略想了想该讲什么，还做了两页笔记，以为好歹要将场面撑下去。临近演讲日期，校园里果然贴出了“海报”，并在我的名字前，仍然署有“社长”头衔。我虽觉不妥，但也无法更正。

到了做演讲的那一天晚上，却既没有人来通知我、邀请我，也没有人陪同我一道前往，说真话，我本来就有点底气不足，这样似乎就更没有多少底气了。加上出了宿舍区不远，就像是约好了似的，我即遇上了“新任”社长，这新任社长当即指责我已“卸任”，不应再用“社长”名义去演讲，我只得解释，但也解释不通，这样一来就更觉索然无味。

这样勉勉强强到了教学楼，主动来到演讲现场，一看，嗬，雪白的灯光下，竟来了这么多人，不禁吓了一跳。不仅教室里座无虚席，就是过道上也挤满了人，而且门口还有一层层的围观者。这阵势我从未见过，但这不仅未引起我的兴奋，增加我的底气，而且让我多少更加慌乱。我在心里直叫惭愧。这时想退也不可能了，主持的人已见到我，把我请上了讲台。我甚至没有看清黑板上写的演讲题目，就十分局促地把笔记本掏出来，放在讲桌上，等待主持人做开场白。主持人也没有怎么多介绍我，让我觉得我来这里多少有点“名不正，言不顺”的意思了，似乎更不知道从哪里说起，甚至不敢把头抬起来，与满屋子期待的目光对视，局促了半天，觉得无论如何总得开口，便照着笔记本念了几句，大意是说：校园诗歌已走过近十年的历程，似乎高潮已经过去，现在出现分化和衰退局面，大学生的创作不再局限于诗歌一域，更有向散文、小说发展的迹象，尤其是散文创作，方兴未艾，出了几个很有名的大学生散文作家。我本人当下也热衷于散文创作……云云，连我自己都觉得这些不过是“强说之辞”，不敢说有多少道理。然则既然被赶鸭子上架，也只得这么说说罢了。

要命的是，由于自己本不是“神完气足”，加上神情不够自然，埋头看本子的时候多，讲话不很连贯，所以根本不能掌握、调动现场气氛，很快，下面听讲的人出现了窃窃私语，甚至有声音说：“他在说什么呀？”“一句也听不懂。他是哪里人？”我知道：坏了，我的方言口音太重，我讲话根本不登大雅之堂。随后，听众席中就出现骚动，听讲的人一个个拿着自己的书包、饭盒（这是随身携带的）从我的讲台下经过，溜出门去了；尤其是刚才还看见来了那么多很有神采的女生（有的平时在校园里就很受瞩目），现在她们可能看到我这么一位号称“校园诗人”的人竟这么“老土”，没有一点想象中的浪漫风采，更是个个掉头而去，只剩下我仍然僵立在台上喃喃自语。最后，总算教室里的每个座位上都还坐着一位同学（但天知道他们在做什么，或许在读自己的书，或许是本系同学出于礼貌留在那里），我也总算克制着，勉强把“演讲”坚持到底。——结末，我感到的沮丧和痛苦就可想而知。

多少年后，我还偶尔想起这一次不成功的演讲。一开始，仍是感觉羞惭，渐渐地，我也学会了“原谅”自己——毕竟自己那时还是二十刚出头的青涩“青年”，所知甚少是必然的（就是现在我又能知道些什么呢？——虽然这么多年来自己一直在“学习”），现在想起来那一晚的情景则不免哑然失笑。

不过，八十年代大学生对诗的热情倒真是让人感慨和感念，不知现在的高校大学生还如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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