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在上海和北京找到了古董商的大门

口探秘盗宝

他们一起去北京古玩区琉璃厂见古董商，到天津临时“皇宫”拜会中国末代皇帝溥仪，观看他的绘画收藏。离开中国时，华尔纳把堪萨斯城征集经费剩余的5000美元移交史克曼，那笔钱存于美国的大通银行。起初，史克曼以10%的佣金形式工作，后来变成了每月100美元薪酬，责任是征集“不同凡响、有珍贵价值的东西”。如他自己所回忆：“那是一个机会，也要承担沉重的责任。我只能加倍提高自己的勇气和自信。作为菜鸟，你可以四平八稳地欣赏博物馆展示的一幅画或一件青铜器，可能还附带某位专家的说明。但是同样的艺术品放到市场上，没有说明牌，没有出处，就完全是另一回事。”那堪称一个合作的开始，其结果是见证了堪萨斯城一座巨大美术建筑拔地而起，成为世界级亚洲杰作的收藏之家。建设那座博物馆耗费了1100万美元，来自《堪萨斯明星报》的所有人威廉姆·罗克希尔·纳尔逊的遗赠。该馆绝大多数藏品的征集，均由很快成为该馆研究员、后来当上馆长的史克曼完成。

信件在北京和剑桥城之间你来我往，里面充满了插科打诨和小道消息。“我的中文进展缓慢，却稳扎稳打，”史克曼给华尔纳写道，“我已可以向男服务员要一杯水，而不是一把锤。”在有些信中，史克曼描述了中国丰富的艺术珍宝。它们属于来自各省“被解放”的文物，属于老一辈贵族阶级不得不处理掉的文物，在上海和北京找到了古董商的大门。在那两座城市，活跃着大约十几位如鱼得水的古董商。1982年，史克曼在一次访谈中解释道：“那些古董商在中国内陆大城市都有永久代理。代理商经常是两眼大睁。当然，交易通常在私下进行。探子之间也存在着激烈竞争。假如某位地方官拿到一批东西，他很清楚哪位古董商有能力处置哪种质量的文物。那些文物从来不会在古董商的店铺里露面。古董商有跑腿者，他们会把东西送到你府上，对你说：‘嘿，我们刚拿到一些货，我觉得你可能会感兴趣。\’”

史克曼很信任德国古董商奥托·伯差德博士，赞赏他帮助自己打磨“几乎接近完美、万无一失的眼力”。伯差德居住北京，是德国海德堡大学的博士，在柏林拥有一家画廊。1920年，伯差德在柏林首次展示了达达流派艺术。他是史克曼在古董行当的领路人，帮他摸清了追寻柜台下重要艺术品的门道。据史克曼说，伯差德会与他联系，说“你现在就过来吧，让我们下去看看那家伙拿到了什么。我昨天去看了一下，觉得正是你需要的东西”。到达那里后，伯差德会领他穿过前屋，“那里堆满了瓷器、玉器和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儿。再穿过两三个房间后，才可能来到古董商的内部密室。你会在那里看到那些重要的东西”。史克曼表示：“除非你与古董商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否则，你真会变成丈二和尚。”有时候，伯差德也会买下某件东西，为史克曼保留，直到那件东西的照片送到美国审批。此举的结果，是华尔纳经常不让史克曼购买。华尔纳的“眼力”并不怎样，涉及中国绘画时尤为如此。

然而，史克曼是个学习高手。美国学者欧文·拉蒂摩尔是一位中国通，他描述的一件轶事证明了那一点：“今天早上，史克曼与一位古董商在一起，那位古董商一口回绝他的出价。然后日本人派来一架飞机解决了问题：史克曼向古董商抱歉，称自己很忙，要搬家，有许多包裹要打；同时，他一脸忧虑地抬头看看天空——于是，古董商调整了价格。”

约翰·凯文·弗格森是史克曼人生中的另一位贵人。他是卫理公会教派传教士、文物鉴赏家和新近开放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顾问。弗格森的关系网中有许多军阀和官员，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出售一些重要收藏。弗格森在信中对史克曼大加称赞，称他聪慧、勤奋，对老一辈学者建议研究的中国书籍欣然接受，并且“风度翩翩”。史克曼在中国停留了四年。其间，他足迹遍及中国北方的大部分地区，拍摄了大量照片。他探访村庄庙宇，延续自己对佛教艺术的学术兴趣。慧俊是史克曼信赖的助手。在他的陪同下，史克曼经常外出，一走就是六个星期（后来，那位助手被日本人绑架杀害）。

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国际社会光怪陆离。对此，史克曼的朋友们有过描述，包括传记作家乔治·凯茨的《丰腴年华》、牛津大学的极乐鸟哈罗德·艾克敦的《一位唯美主义者的回忆录》（在伊夫林·沃的小说《故园风雨后》中，他作为安东尼·布兰奇而名垂千古）。正是在北京，艾克敦与史克曼建立了终身友谊。他的部分中国藏品，至今仍在堪萨斯城收藏。

《谁在收藏中国》

作者：卡尔·梅耶，谢林·布里萨克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内容简介】

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西方来到中国，从洞窟、宫殿和画商的密室里搜刮艺术珍品，盗走了雕塑、家具、瓷器、书画等大量国宝。敦煌壁画、龙门石窟、昭陵六骏……这些稀世珍宝现存何处？在盗宝者中，除了臭名昭著的斯坦因、华尔纳、卢芹斋，还有哪些鲜为人知的“幕后黑手”？两位作者通过查阅私人文件、历史档案，以及主要人物的回忆录，详细叙述了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这段时期，以美国人为首的西方收藏家是如何想方设法获得中国艺术品的一段历史，这些文物最终催生了中国古董市场在欧美的蓬勃发展，也激发了中国人依靠艺术市场促使国宝回归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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