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堂“论语”

·书同·

有一个时期，我特别醉心于“论语派”作家的创作，四处搜罗他们的作品，探寻他们的踪迹。所得也不算少，约略记得的有：《论语》选粹文丛一套，邵洵美文集一套，周劭文集多种，周越然文集几册，邵洵美传记一种，林达祖《沪上名刊<论语>谈往》一册，吕若涵《“论语派”论》一种，等等。不仅搜罗探寻，益且指望联系上当年的老编辑、老作者一二，诚如钱钟书所讥，吃了鸡蛋，还想见到那下蛋的鸡。然而，在友人帮助下，竟险些见到周邵先生。据云，这位当年“论语最小作者”善饮，喜喝封缸老酒，我因之而备了本地所产“古南丰”佳酿一坛。可就在准备成行时，忽闻老先生仙逝，亦所谓“缘铿一面”。

上述所谓“论语派”，即林语堂、邵洵美等所创《论语》半月刊的作者群，是一个庞大而松散的创作队伍。读“论语派”不能不读林语堂，谈林语堂，则不能不谈“论语”。

林语堂，原名林和乐，后改玉堂，再改语堂。一个牧师的儿子，后来从教会大学而赴美、赴法、赴德留学，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莱比锡大学比较语言学博士学位。 1932年，他和邵洵美、陶亢德等文友发起创立《论语》半月刊，在上海乃至全国文坛，刮起一股幽默闲适的小品文风。这“幽默闲适”的风刮起来后，追随欣赏的人固然不少，然而，一向喜欢挣扎与战斗，善于从表面的繁荣看出深层危机的鲁迅翁，却写了一篇《小品文的危机》，称小品文为文学上的“小摆设”，喻“论语派”作者为“烟花女子”。

那时，住在上海施高塔路130号（今大陆新村9号）的鲁迅，专门卖文为生，但并不向《论语》投稿，以志趣不相投也。他虽然住在别墅里，日子过得宽裕，但“九一八”之后的中国，民不聊生的乱象，令其忧愤日增。当《论语》在那里“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幽默闲适的时候，1933年黄河决口，老百姓抱着淹得仅仅露出水面的树梢头求生，这种强烈反差，使他仍不住发出“小品文的危机”的呼声。

与鲁迅同在上海、且过从甚密的林语堂，那时正住在愚园路的花园洋房里，那洋房草木四季常青，仅白杨树就有四十多棵，还有空地可以种番茄、芹菜、南瓜之类，家中雇有厨师、保姆、女仆、书童一应仆从，足够有条件玩弄“玲珑剔透的石块，竹根刻成的人像，古玉雕出的动物，锈得发绿的铜铸的三脚癞虾蟆”。但他却更有兴趣办刊物、写文章。

《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那都是后来的大作了，且主要是写给洋人看的。作为创立者，在《论语》上，他偶尔也发表文章，但并不多。如《阿芳》这一篇，大概是刊物策划的“我家的仆人”专题征文。由这文章，是约略可见他的趣味和追求的。且看他写道：

我家里有个童仆，我们姑且叫他阿芳，因为阿芳不是他的名字。他是一位绝顶聪明的小孩子。由某兑换铺雇来时，阿芳年仅十五，最多十六岁。现在大约十八岁了，喉管已经增长，说话听来已略如小雄鸡喔喔啼的声调了。但是骨子里还是一身小孩脾气，加上他的绝顶聪明，骂既不听，逐又不忍，闹得我们一家的规矩都没有，主人的身份也不易支撑了。

但一星期间打破的杯盘，超过其余佣人半年打破的总额；半夜在电话上骂误打电话的人，简直一副少爷的派头，这样一个童仆，凭什么“逐又不忍”呢？他接着写道：

我得须先解释，我何以肯放阿芳在我们家里造反，在其他佣人所不敢为的事，他居然可以为之而不受斥责。在阿芳未来的时候，修理电铃、接保险线、悬挂镜框、补抽水马桶的浮球这些杂差，都是轮到我身上的。现在一切可以由阿芳代拆代行了，我可以安然读柏拉图的《共和国》，不会奉旨释卷去修理自来水马桶；或是文章做得高兴，不至于有人从厨房里喊着：“喂，水管漏了！”单单这一层的使我放心，已经足以抵补我受阿芳的损失而有余了。

啊，这是怎样一个童仆！

不仅如此，他对一切新事物充满兴趣。他一来到主人家，就发现了那台英文打字机。每天早上当主人还在床上时，他总会到书房打扫两个钟头，其实正是玩弄打字机。有一天，打字机凭空坏了，主人花了两小时没有修好，气愤地骂他不该玩弄打字机。可到下午，当主人散步回来时，他竟对主人说：“先生，机器修理好了。”这是怎样一个聪明乖巧的人啊！而主人又是那么一个喜欢捣鼓各种器物，甚至发明了打字机、电动牙刷的人，这两人是多么趣味相投啊！难怪作者要说：“从此以后，我只好认他为一位聪明而无愧色的同胞了。”

林语堂和朋友们倡办《论语》，其宗旨、志趣，差不多就是这样，关注生活，在生活中找乐趣。只是在当时那个时代，多数者的生活，是异常沉重乃至毫无生趣的，“论语”的“时代性”，不过是少数人的时代，“论语”所关注的生活，也不过是少数优越者的生活。

林语堂曾说：“那些有能力的人、聪明的人、有野心的人、傲慢的人，同时，也就是最懦弱而糊涂的人，缺乏幽默家的勇气、深刻和机巧。他们永远在处理琐碎的事情。他们并不知那些心思较旷达的幽默家更能应付伟大的事情。”类似高论，还见于他对旅行的解读，他说：“一个真正的旅行家必是一个流浪者，经历着流浪者的快乐、诱惑，和探险意念。旅行必须流浪式，否则便不成其为旅行。旅行的要点在于无责任、无定时、无来往信札、无嚅嚅好问的邻人、无来客和无目的地。一个好的旅行家决不知道他往哪里去，更好的甚至不知道从何处而来。他甚至忘却了自己的姓名。”

这种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漂亮而缜密的文风，贯穿了林语堂的一生。尽管在“革命者”看来，“论语”占尽风光却不合时宜，但老实说，能把文章写得如此好，如此耐读耐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并不多见。 （作者系宣城市文联主席，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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