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三位抑郁症患者的样本报告 本报记者走近抑郁症患者

????李贵斌主任表示连续情绪低落两周是抑郁症的大致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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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磨尽了李娜的盼头。

发病时，她用拳头狠劲砸自己的头，想看看里面有怎样的怪兽。“想过各种花样的死法，这种痛苦，你想不到。”

痛苦，从失眠开始。前一晚，睁着眼熬到天亮。到第二天，她又要为下一场睡眠而担忧，长期以往，反复无常。

公开报道显示，在中国，抑郁症患者高达9000万，不论贫富、老幼，平均每15人中就有1人患病。

更多人则给抑郁症贴上“精神病”标签——就像是一座围城，里面的人经受着迷茫、绝望、逃避，外面的人表现出误解、不屑、歧视。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记者走进西安市精神卫生中心，与抑郁症患者面对面，倾听他们的故事，试图寻找“城里”“城外”的沟通之道。

“就像是恶魔一样，我害怕极了”

事实上，打从上网寻找医院起，李娜都是偷着进行的。

在传统价值观里，即便到今天，听说过再多因抑郁症而产生的悲剧，人们仍容易将抑郁症误解为是精神不正常，甚至是疯子，谈之色变。

20年前，因为失眠、厌食，李娜去西京医院检查，医生诊断为抑郁症，开了一大堆药。

吃了两天，不管用，李娜干脆把药扔了。“当时，我不懂啥叫抑郁症”，有次，她向朋友讲起自己的病，朋友反问她，“是精神病吗？”

李娜是咸阳人，小时候，父母感情不好，天天吵架，家庭的影响，让她从小就内向自闭。她朋友很少，也讨厌社交，很少会主动交朋友，“我觉得别人都不懂我，把心事告诉他们，说了也白说。”

婚后，她试着将心事讲给丈夫听。丈夫是个乐天派，开朗热情，每次谈话，都会拿出一大堆道理劝她，给她宽心。

李娜似乎并不买账。“说实话，我也想找人说说话，但是身边没有人能和我说到一起去，”夫妻俩每次聊天，都不欢而散。起初，李娜还有精力辩解几句，后来完全无所谓了，“你爱说你说去吧。”

这种状况，伴随着儿子的出生，一度得到缓和。李娜的儿子今年12岁，在儿子身上，她看到了久违的希望，“过去吧，我觉得生活没有意义，但是新生命的降临还是会让你知道，作为母亲，你有了盼头。”

去年夏天，儿子突然问了她一句：“妈，为什么好久没看你笑了？”敏感的李娜发现，“过去的那个我又回来了，就像是恶魔一样，我害怕极了，提醒自己不能犯病，甚至多次想过自杀，只是觉得对不起父母，没勇气去做。”

极端案例比比皆是，多位抑郁症患者告诉记者，都曾琢磨过怎么自杀。有位中年大叔，两次自杀未遂。他的手腕上，至今能看到横七竖八的刀疤。

“连抑郁症患者都不懂抑郁症是怎么回事，更何况他们的家人，很少有人会把‘不高兴\’当成是一种病。”西安精神卫生中心重症精神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李贵斌说，怀疑自己有抑郁症的人，多数会选择去综合性医院的神经内科、心血管科、中医科看病，“所有的检查都做了，就是查不出毛病，最后简单地归结为性格内向、内心不强大等等。”

有人将抑郁症比喻为“心灵的感冒”，这个比喻有两重意思，一是感冒人人会得，谁都有可能得抑郁症；二是感冒好治，抑郁症可以被治愈。

李贵斌说，抑郁症识别率低，发病因素多元。他介绍了一种简单而有效的办法，“如果持续两周以上的情绪不高，且没有任何客观原因，无自知力，在排除了其他疾病，比如吸毒、精神分裂症等后，就得考虑是不是得抑郁症了。”他特别强调，抑郁症属于精神疾病，而不是神经疾病。

“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快憋疯了”

李贵斌同时兼任睡眠医学科主任。这是个开放病区，初期抑郁症患者在这里接受药物治疗和物理治疗，并辅助心理疏导，住院周期约15天。为了防止病人自伤，带入病房的物品都经过严密的检查。

“所谓‘想不开\’，是一种病，仅靠心理疏导是没有用的。”当然，李贵斌也提醒，医学上已经有了针对抑郁症的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疗办法，有解决情绪剧变和创伤的认知疗法，还有能快速缓解重症病人症状的电痉挛疗法。

19岁的大三男生刘军，正在接受的是经颅磁刺激治疗法。

即便是全身盖着蓝色的被子，头上戴着脑电图定位帽，也掩盖不住这张俊朗的脸。他皮肤白皙，高鼻梁，五官很精致。

磁信号从治疗板中传出，治疗板的一头，贴着刘军的头部右额叶背外侧区，磁信号发出来的振动波，发出不同频率的震动——这是通过磁信号刺激大脑神经，对脑电波进行干扰。

“我不知道啥是抑郁症，反正一直心情不好，晚上怎么都睡不着，快憋疯了。”做完治疗，刘军和母亲坐在了记者对面。

刘军在西安某知名大学读管理专业，一上大学，他就开始睡不着。起初，他以为自己是神经衰弱，没太在意。

“可能高考前整夜看书，睡得迟导致的，好吃好喝的，有啥愁的？你把要求降低点，别太要强。”坐在一忙的母亲插话。

刘军没有理会，“有时，一天都说不了几句话，除了上课，其余时间都在宿舍，睡觉、玩手机，宿舍的人一起出去逛街吃饭，我很少参与，反正就不想说话。”

没人注意到刘军的痛苦，大家只觉得他腼腆内向，有人甚至鼓励他找个女朋友。“并不是找女朋友能解决的，”刘军露出一丝苦笑，“就是感觉压力好大，前途渺茫，快窒息了。”

后来，他听说了抑郁症，上网去查，将网上的临床表现，一条条与自己对比，“每一条都像在说我。”他偷偷去买阿普唑仑片，这是一种镇静催眠药物，药物的副作用让他嗜睡、乏力。

今年国庆节，刘军回到老家，母亲发现不对劲，打电话问远在北京的亲戚。亲戚说，快去看看医生，会不会是抑郁症？这个没有文化、没有工作的农村妇女，第一次听说“抑郁症”这个名字。

国庆收假，刘军以“家中有事”为由，给学校请了半个月假，第一次接受专业治疗。

有多少抑郁症患者会去主动接受治疗呢？尚无公开的统计数字，但多位专家给出的判断，一致认为在5%左右。

“旧的恐惧走了，新的恐惧又来了”

不到一个月，王昕瘦了20斤。

从白天到夜晚，除了睡就是吃，他甚至连穿衣服、洗脸的心情都没有。他吃药，但拒绝去医院治疗。妻子劝他，儿子劝他，谁劝他，他骂谁。

他说自己“中邪”了，专门从山西老家请来风水先生，将卧室的家具调整了方位，将瓷砖地板换成木地板。

“我爸虽文化程度不高，但经营钢材生意多年，走南闯北，见过世面，应该是西安最早一批下海的商人。”在王昕儿子眼中，父亲曾是很多人羡慕的成功商人，在圈子里呼风唤雨，如鱼得水，似乎不应该这么消极。

大约3年前，王昕去医院看病，说他睡不着觉、头疼、眼睛发花，有时甚至感到烦躁。医院给他做了磁共振，没有发现任何问题。 

王昕以为是压力大，带着妻子去法国度假。“所有人都玩得很开心，就我一个人感觉郁闷，每次坐飞机，都想从飞机上跳下来，这样就解脱了。”王昕将抑郁症比喻为一种“说不出来、摸不到、莫名其妙的疼痛”，可是具体哪里疼？他说不出来。

他把屋里的窗帘全部拉上，不开灯，一个人躲在黑暗中苦思冥想。他变得无比敏感，在报纸上看到一个“死”字或者“癌”字，他会把整份报纸撕碎。

第一次自杀，并不是因为被医院诊断为抑郁症，而是抑郁症所带来的无限循环的、久治不愈的绝望。就像是一个看不到底的黑洞，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绕啊绕，旧的恐惧走了，新的恐惧又来了，活生生把你吸进去。”

去年，经过3个多月的治疗，王昕的病情一度得到控制。出院后，他尝试着锻炼身体，学习钓鱼，家人每天有选择地告诉他一些可以开心的消息，但坚持了没多久，他又绝望了。

类似王昕这样的病人，李贵斌接触过很多。他坦言，抑郁症的治疗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复发率极高，医生能做的，只是帮助患者消除临床症状，让初期患者有效恢复，让重症患者稳定病情。

“抑郁症的治愈率约在70%-80%，并不可怕，但是必须得配合药物治疗，即便出院后，短时期内也不能停药，这样才能像正常人一样回归社会，拥有正常的社会功能。”在李贵斌看来，焦虑、抑郁是人性的必然成分，不可能清除掉。因为只要人类存在，一定会有抑郁的情绪。

对抑郁症患者来说，在经历过正常人不必经历的痛苦之后，彻底康复后的他们，对幸福的敏感度更高，也比较容易知足。

“相比过去，很多人开始重视‘抑郁症\’，但是对这种病的病理本质还是停在原地。”李贵斌认为，更多的应该是全社会对抑郁症患者的宽容、接纳和关爱。全社会应该形成对抑郁症患者的公共救助体系，科学地、标准地进行干预，重视心理健康，普及心理常识，“请你轻松面对这份痛苦，而不是逃避和否定。”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抑郁症患者系化名）

文/本报记者宋雨 图/本报记者李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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