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的第一个学校叫山庄小学，是一所三年制学堂，教室是窑洞，只有两孔，一孔作教室，一孔老师办公用。三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给一年级上课时，二、三年级自习；二年级上课

我上的第一个学校叫山庄小学，是一所三年制学堂，教室是窑洞，只有两孔，一孔作教室，一孔老师办公用。三个年级在一个教室上课。给一年级上课时，二、三年级自习；二年级上课时，一年级在院子的地上写字，三年级站在院墙下背课文；给三年级上课时，一、二年级就上体育或自习。总之很乱，自己经常弄不清什么时候该在教室上什么课，什么时候该在院子里做作业还是干什么，因此，经常搞乱。那时，我很佩服老师，哪个年级上什么课由谁来上或由谁代上，他们从没搞乱过。看来念书多了就是好。

我上小学一二三年级时，人们出工的时间特别早，鸡叫头遍便起床出了门。

父母怕我偷懒不去上学，每次出工时总要把我带上，顺便送到学校，送到那个空洞如一张巨大的嘴一样的窑洞里，然后匆匆地走了。

你想，七八岁的我一个人待在只有一个煤油灯照亮的空旷的教室。煤油灯忽明忽暗，将自己的影子放大在窑洞的窑壁，如一个巨大的魔鬼晃来晃去，晃得人心里直发慌。我们那里塬高风大，不时会有风顺墙角溜过来，将紧闭的教室门窗咣当咣当摇晃几下，感觉像是有什么妖魔鬼怪在门前垂涎着我。每当这时，我全身的汗毛就会处于立正姿势。哆嗦着爬到桌子下面，一动不动地盯着那咣当个不停的门，连大气都不敢出一声。

凡是摸过我耳朵的人都一口断言，说我是个很倔很犟的人。但，凡是熟悉我的人则无一例外地认为，我是个最好说话、性格柔顺如羔羊的人。

为啥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其实，我的耳朵原先也不一定就像现在这样宁折不弯的样子，思来想去，最后认定是在我幼小的时候被母亲强权镇压下千锤百炼而形成的。

在我们家，不只我的耳朵坚硬，我的弟弟妹妹的耳朵跟我的也一样，因为我们是在同一个“统治者”的统治之下在同一片天空下长大的。

耳朵硬是我们家的特色。在我们兄妹的印象中，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从天不亮下床到晚上上床睡觉，只要眼睛睁着，她就没闲过，不是忙着给我们做饭缝补衣服就是喂猪喂鸡，要不就扛个锄头扁担下地没命地干那些没完没了的农活。

母亲不但手不闲脚不闲心不闲，最闲不住的要数她的嘴。每天清晨你还没睁开眼，她的话就会从不同方向或远或近或高或低或喊或骂地传来，不绝于耳。喊我们起床上学吃饭喂猪喂鸡扫院子写字看书给牲口割草到沟里驮水吹灯睡觉，只要她看见你闲着她的嘴就不会闲。

不听，她会拿出她的看家家法，扯着耳朵打屁股。

在我的记忆中，十岁以前，耳朵一天被扯三四次屁股被打五六回是家常便饭。

母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由于时代社会家庭等等原因，没有上过一天学，她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认识的只有钱、布票和粮票。但母亲在扯过我们的耳朵打过我们的屁股后，嘴里常会蹦出一串又一串让我们惊讶又无力反驳的词来：

“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太阳都快晒着屁股了，还不起来背书去……”

“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你现在不好好学习，将来就等着打牛后半截吧……”

“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家娃娃都知道出人头地，你们怎么就跟犁沟里的牛一样不打不走呢……”

“人活脸，树活皮，你们怎么就不想着争点气，给我和你爸脸上争点光呢……”

那时，我们都还很小，对母亲话中蕴含的东西并不理解，尤其是我，最让母亲头疼了。

那时，山里孩子所有的劣性从我的身上都能找到。上别人家的树摘半生不熟的果子，把别人家孩子的头发拔下粘在下巴上当胡子，把羊当马骑，把狗赶得满山跑……

那时，我心里只装着一个字——玩。因为那些不合规矩的玩法，让别人没少找父母的麻烦。每次，别人找过父母的麻烦后，母亲都会找我的麻烦。母亲不懂思想政治工作，生性刚烈的她也不会耐心细致地说服教育，她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扯着耳朵打屁股。

母亲对我的管教让我痛恨到了极点，我每天放学回家进门的第一件事就是看母亲在不在家，如果在，我就跟个贼头贼脑的老鼠一样。如果不在，我就成了没有老虎的山中猴子，由着性子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到母亲的声音踏进耳朵绝不住手。

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玩，我常希望母亲在地里多干一会儿活，晚回来一点；希望舅家有什么事，母亲走娘家去；甚至希望母亲得病去住院。可见我当时是多么的不可救药。可以说，我在小学四年级以前没有好好上过一天的学。

我上的小学离我们家有七里左右的路程，由于玩性大，每天一出家门便一路走一路玩，等到学校，上午课差不多都快上完了。

母亲从同学的嘴里知道我的这一毛病后，每天天不亮就将我从被窝里拉起，扯着耳朵边走边骂，一直扯七里多路骂七里多路将我送进学校送进教室送到老师的手中，才匆匆忙忙回家干她一天应干的活。

就这样，母亲扯着我的耳朵一扯扯了近半年时间，一直扯到上学成了我的一种习惯母亲才放手。

离家多年后回家探亲或是母亲到我处小住，每每回忆起儿时的事，母亲总问我还记不记得她扯我耳朵打我屁股的事。我对母亲说，如果不是您当年扯我耳朵打我屁股逼迫我，我怎么可能跳出“农门”，人模狗样地在这大都市混呢？

我说的是真心话，我感谢母亲扯我的耳朵打我的屁股。如果母亲当年扯得再厉害一点，打得再狠一点，也许我今天的出息会更大一点。

我的高中离家很远，从我那九沟十八岔的山沟边到我的高中学校要翻两座山过四个岔爬六面坡走十几道梁来回趟十几次沟走七十多里路花五六个小时才能到达。

我们村与我一同上小学的八个人到初中时已减了一半，到上高中时就只剩下了我一个，没人做伴，七十多里的山路上大部分只我一个人在山梁沟岔间游狗一样孤独地行走，只有放学回家时，与邻近村的同学才会结伴而行。因此，我的高中与路有关与寂寞有关。

那时，由于家里所有的家当加起来不值一辆自行车，上学只能靠步行。每周末上学时，父母除递给我个馍馍袋子之外，总忘不了往我手上塞一根又粗又长的木棍，交代我多走大路多与同学们结伴多喊山歌，遇见狼不要跑，过河拣宽处等等，事无巨细。

那些年，家家没有余粮，一年从头到尾吃不上两顿白面馍馍。可老天爷似乎日子丰盈，余粮过剩，一整个冬天把白面一样的雪花纷纷扬扬随意挥洒个不停。

上高一不久的一个星期，老天爷似乎是进行年终分红，大把大把的雪花抛洒了整整四五天。

到星期五那天，书本已拴不住我的心思了，我的脑子想的全是如何回家去取下个星期的口粮，以至连晚上做梦也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在回家的路上，累得腿抽筋，疼得在梦中叫了起来。

星期六上午，老天爷依然大方地挥霍着它的库银。那几节课我什么也没听进去，只是不停地揪着自己的头发，仿佛那就是我的救命草，只要抓住了它就有了办法。

头发揪下不少，办法一个也没揪出来。就在最后一节课的下课铃声把我们赶出教室时，我被不远处一个熟悉的雪人拽住了目光。我愣了一下，定眼一瞧，原来是我的母亲。

我扑了过去，是的，我扑了过去，像七八岁时一样，一下扑到了母亲跟前。“妈，你怎么来了？”我拉着母亲的手惊奇地问。

“雪下这么大，怕你回家路上摔跤，你爸不放心，让我把下周吃的给你送来，叫你不要回家了。”母亲用手拍着我身上刚落下的雪花，摸了摸我的头说：“要好好学习。”帮我把馍馍袋子放进床头前属于我的一个木箱子，她转身就走。

“妈，这么大的雪，你怎么回呀？”我追上母亲，声音夹带着一丝哭腔。“我能来就回不去？”母亲又摸了一下我的头说：“我走了，天怪冷的，快回宿舍去，别冻着。”

这怪冷的天，难道你就不怕冷吗？你怕我冻着，难道你就不怕吗？我在心里大声问母亲。

母亲能来，你就不能回去？你怕雪怕路滑怕摔跤难道母亲就不怕吗？我在心中大声问自己。

我这样想着时，母亲已如一棵长了腿的雪树，匆匆走出了我的视野。一想到有七十里的雪路等着母亲瘦弱的身体去消化，我的心被揪得生疼。

那时没有电话，母亲是否安全回家，有没有摔着，到家时是啥时候了，这一切疑问没人能解答，直到忐忑不安地又过了一个星期回到家，看见母亲一脸的笑容，那颗被揪提在嗓子眼的心才恢复原位，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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