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帽子 □张勇

要说人人愿戴的帽子，那自然是“高帽”。我们都熟悉一个故事：有一个准备去外省做官的京官，去和他的老师告别。老师说：“外省的官不好做，你应该谨慎从事。”那京官说：“我准备了一百顶高帽，碰到人就送一顶，应当不至于有矛盾和不快。”老师很生气，说：“我们应以忠直之道对待别人，何须如此呢！” 京官说：“天下像老师这样不喜欢戴高帽的人，能有几个啊？”老师点头说：“你的话也不是没有见识。”从老师家出来后，那京官对身边人说：“我准备的一百顶高帽，现在只剩下九十九顶了。”人们对高帽的欢迎、喜欢程度，可见一斑。

有最受欢迎的，自然就有最不受欢迎的，甚至是深恶痛绝的。说到这，人们一定已经猜到了，这种帽子就是绿帽子。为什么要用绿色，而不是其他颜色呢？

在先秦时期，穿用绿色服饰的并非都是下贱者。《诗经·邶风》中有一首被视为是丈夫悼念亡妻的诗《绿衣》，诗中有句“绿兮衣兮，绿衣黄里。”由此分析当时穿绿色衣服可能与下贱并无联系，只是有违反礼制、绿黄混搭之嫌。在汉代，“厨人为绿，官奴、农人为青”，头上“戴绿帽子”也很平常。《汉书·东方朔传》中记载，当时汉武帝刘彻见到馆陶公主刘嫖的情夫董偃，便是“头戴绿帻”，帻即头巾，唐人颜师古注称：“绿帻，贱人之服也。”其实，颜师古所说的“贱”是唐人所持的一种服饰观念，汉代着绿者确实社会地位不高，但也并未到“贱”的地步。到了唐代，才开始视绿色为贱。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奇政”条称：“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低级别公务员犯罪时，李封不予以体罚，而是让其裹绿头巾，羞辱他。故封演认为这是一种“奇政”。

在传统文化里，黄色、红色是尊贵、吉祥的象征，中国民间喜欢红色，如婚礼、新年、开业、寿诞等，均以红色作为主色调，也是这一原因。隋唐时期以至其后的年代，七品官员穿绿色服饰，九品官员则穿青色服饰。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曾被贬为江州司马（即九品官职），所以他在这一时期写的《琵琶行》里就有“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的句子。宋朝时，福建人韩南乡试之后便参加科考，一连考了几十年未取功名，直到70多岁了还在参加科考，却依然无获，比范进还不如。皇帝看他年事已高，开恩赏赐了一个职位给他，这下惊动了四乡，十里八乡的媒婆以为韩南是个年轻人，蜂拥而至给他说媒，韩南无奈，只得在门上题诗一首：“读尽诗书一百担，老来方得一青衫。媒人却问吾年纪，四十年前三十三。”从衣服的颜色来看，皇帝赏赐韩南的官位并不高，最多是个九品小吏。

到元明时期，青色慢慢成为某些低下职业的专有色。《元典章》规定：娼妓之家长和亲属男子裹着青头巾。由此，“青头巾”就与娼妓之男性亲属有了联系。由于青、绿二色比较接近，又同属贱色，人们习惯于将“青头巾”说成“绿头巾”。甚至规定，凡乐工、优伶，均要身着青绿色衣饰，或以青色头巾为标志，以致于后世，一般把妓院称为“青楼”，把妓女称为“青楼女子”。现在，我们习惯把女人偷情说成是给丈夫戴“绿帽子”，这一说法也是从这种文化背景中发展而来的。

自古以来，凡是红杏出墙的女子，多半有几分姿色，如果再媚一点，那么概率就更高一些。事情败露之后，那些吃了亏、有点头脸的人物，往往有两个选择，一是自己杀了奸夫；二是逼自己的媳妇自杀，借以保全自己的名声。不过，在现实中实施起来却不容易。有篇清人笔记，说清代的一个衙役，其漂亮的妻子跟他的同僚偷情，被他发现，迫于外界的压力，他逼妻子自杀。妻子说，“那让我打扮一下再死，好吗？”他答应了。妻子进里屋打扮了良久，出来后，极其艳丽，对他秋波那么一转说：“你真的要我死呀？”那衙役看了半晌，心有不舍，饶了妻子一命。

自古，中国男人最不能忍的两件大事——一是杀父之仇；二是夺妻之恨。这种惧怕延伸到女子身上，就是生死事小，失节事大。千百年来，上至宫廷，下至平民百姓，多少故事都是围绕着这些仇恨展开，以致于刀光剑影、你追我杀，成为历史的一部分。

新闻推荐

“乌龙”实是一条狗

翻阅报章、浏览网站，常见“乌龙”一词：在有关体育赛事的报道中，“乌龙”指球员将球打进自家球门；后又延伸到报道失实、资料错误、播音口误等。其实，最早的“乌龙”是中国古代一条忠心耿耿的“卫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