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东阳市区往北25公里,有一个叫古渊头的村子。从新中国成立后算起,这个村子走出了25名博士、202位高级工程师、副教授、教授和553位大学生。这座学风兴盛的古村落近日因央视报道 “爆红”。 (《钱江晚报》9月26日)
这个“博士村”确实与众不同:在很多农村地区,不少青少年都早早辍学打工,结婚生子,不断循环往复,最终形成了贫困的代际传递,并使得“读书无用论”有抬头倾向。反观古渊头村,当地走出了大量的“高知”,重学之风浓厚,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放眼全国,类似“博士村”并非浙江独有,还有河南新乡的薛屯村,河南林州的梨园村、河北邯郸的王桃园村、山东平度的庄子村……尽管这些村庄不富裕,但却极其重视教育,希望通过高考来改变孩子及家族的命运。厘清“博士村”的成功之道,也必然会为其他农村地区提供借鉴,从而给“读书无用论”以正面回击。
通过对这些事例的梳理,我发现在基层村组织的重视之外,当地的重学传统造就了这种辉煌。
关于这一点,应该从两个方面理解:其一,重学传统形成了一种氛围,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就像此处的“博士村”,不管是种田的农民还是乡绅,都有一个共识:子孙必须读书识字,“惟有读书高”是千百年不破的真理。
再者,村民相信读书改变命运,建立在鲜活事例的基础之上。这些地方过去都出现过因读书而改变命运的先例,这些事例被树为标杆,供后人学习。比如浙江东阳“博士村”早期的“五朵金花”,就是典型的代表,至今还是一段佳话。
为什么“读书无用论”会在很多地区流行呢?一方面,是因为当地没有重学的传统,以至于很多家长会选择双双外出打工,对孩子的教育并不重视;另一方面,即便是当地零星出现了几个大学生,也没有找到理想的工作,最终成了“知识改变命运”的反例。
“博士村”的成功之道,给人们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那便是树立典型人物,让当地群众看到鲜活的事例,让他们相信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从而引起当地村民对教育的重视,渐渐培养起重学的氛围。在此基础上,再从制度层面上发力,则必将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张松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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