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鉴定不能与司法裁判划等号

新闻事实：

9月6日晚，南京市交管局政务微博“南京交管”就“6·20”宝马交通肇事案发布最新消息，该事故肇事司机王季进经权威机构鉴定，其在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有限制刑事责任能力。警方根据法律程序已将司法鉴定意见告知事故当事方，如事故当事方对鉴定意见有异议，可以提出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申请。

信或不信，鉴定意见已经摆在那里，一切只能依法律程序推进。在一般人看来，只有胡言乱语、哭笑无常的人才是精神病人，在专家眼里，精神障碍远不止这些。即使同为专家，对同一种精神现象也会产生认识分歧。如果受害者家属不服，可以申请重新鉴定。只要符合《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246条规定的六种情形，就可启动重新鉴定程序。

在刑事司法实践中，进入重新鉴定程序的不在少数，甚至带来一种司法窘境：不同的鉴定机构有时会作出不一样的鉴定意见，有时还是截然相反的意见，给法庭审查带来了难度。鉴定意见之间相互打架的情况早就存在，这是由精神障碍鉴定的复杂性所决定的。

如果南京宝马交通肇事案进入重新鉴定程序，会不会陷入这种尴尬境地，目前还无法预料。但不管如何，司法鉴定只是证据的一种，必须通过庭审质证，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而且，控辩双方对鉴定意见有异议，法院认为鉴定人有必要出庭的，鉴定人应当出庭说明鉴定意见的情况，接受控辩双方的发问。经法院通知后鉴定人拒不出庭作证的，鉴定意见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鉴定意见只是鉴定人对刑事责任能力作出的建议性判定，并不能与司法裁判划等号，并不能对法官产生必然的约束力。法官不可能也不应先入为主地信赖精神鉴定的效力，只有经过充分的庭审质证审查，结合被告人的精神病性质、程度以及与犯罪行为发生时的关系等因素，最终决定是否对该鉴定予以采纳，以判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能力。

公众对鉴定意见的质疑，实际是对司法公正的一种期待，要求法律不能放过任何一个应该被严惩的犯罪分子。但法律的公正决定了其不能剥夺任何一个犯罪分子的合法权益。公众应理性对待鉴定意见，这还只是一种待认定的证据。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司法机关也应依法审查鉴定意见，不过度依赖鉴定意见，用公正的裁判回应社会关切、消除公众疑虑。

—— 据《中国青年报》 许辉/文

“肇事司机作案时患急性短暂性精神障碍”——如果这一司法鉴定结论准确可信,我们或许应该承认,该鉴定结论对于此前许多让人备感疑惑的问题,还是具有一定合乎逻辑的“解释力”的。

但现在的问题是,“精神障碍”的鉴定结论,是否当真属实、完全科学准确?为什么一个平时精神正常的人,偏偏在驾车肇事的那一刻“短暂性精神障碍”了?相关司法鉴定机构究竟是凭什么得出这一结论的?相关的具体鉴定标准依据到底是什么?这些标准依据是否足够科学、完全经得起逻辑和事实的严格检验？

要想彻底澄清上述这些问题,确保鉴定结论的科学准确性,使之不仅能充分取信于受害者家属,也能充分取信于社会公众,无论受害者家属接下来是否申请重新鉴定,相关鉴定机构以及执法部门,显然都不能仅公布只有区区一句话的鉴定结论。所以,进一步对鉴定过程进行更充分详尽的信息公开,将得出该结论的各种医学、心理学、法律上的依据和相应的逻辑推理过程,都尽可能全面完整地置于阳光之下,是应有之举。

必须充分意识到,“精神障碍”鉴定不仅关乎这一案件的基本事实真相,也会对该案的定罪量刑产生重大影响——依据《刑法》,“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意味着,一旦“精神障碍”属实,那么将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语境下,“精神障碍”鉴定是否科学准确,除了关乎具体案件的事实真相和定罪量刑,更关系到能否确保“公正司法,提高司法公信力”。如果相关司法鉴定结论不能充分取信于人,受害者家属和社会公众都对“精神障碍”鉴定结论心存疑虑,基于这一鉴定结论的司法审判,势必不可能“提高司法公信力”,也不可能让人们“感受到公平正义”。 

—— 据《新华每日电讯》 张贵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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