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亡国奴的那些日子（下）

■许秀峰

■电视剧《东北抗日联军》剧照

鬼子啥都要

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话：“鬼子啥都要，就是不要脸。”的确，除了“出荷粮”外，鬼子几乎啥都要。要干菜（脱水菜）、谷草、猪鬃、猪皮和猪血，要羊毛，要马尾。有些东西要得很离奇，如要豆鼠。起初每个学生每学年交一只，完不成任务不能上学，后来追加到3只。完不成任务不仅不准上学，家长还要被抓去蹲芭篱子。当时，这件事最令学生家长头疼，因为豆鼠太难捉了，后来人们发现用水灌效果不错，于是出现了专以灌豆鼠卖钱为业的人。一只豆鼠可换得一斗米。

配给所

日本人没完没了地掠夺，造成社会商品奇缺。他们为了全面控制物资，同时也为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便采取配给制，对多种商品实行定点、定量供应。实行配给的商品种类繁多，如煤油、火柴、铁钉乃至食盐等。为实行配给制，还专门成立了配给所，每户发一个小本本叫“通账”，写有户主姓名、人口、住址等。持通账到配给所买东西，不仅能买得到，而且价格也较其他商店便宜。但麻烦的是，到配给所买东西必须说日语，不会日语的，不仅买不到东西，有时还挨耳光。我当时已上学读书，会些简单日语，家里人到配给所买东西就把我带上。一些没有学生的人家有时也请我帮忙。

捞劳工和白牌子

听老人说，日本自占领东北后便强迫中国人为他们做苦工，从事开矿、筑路和修山洞等劳动。起初叫劳工，而且还有些较为“通情理”的政策规定，年龄在18岁至40岁，独生子免派，新婚者和守孝者缓派。期限为3——6个月。后来随着用工量的增多和劳动危险性的增大，靠派劳工已难满足需求，干脆摘掉伪善面具改为强抓。被抓去的劳工都在严格看管的环境中强迫做苦工，吃的是“协和面”，干的是卯子工，即从天明干到半夜，许多人被累死、饿死或被监工打死，甚至被狼狗咬死。凡劳工干活的场所，都是人间地狱。那些分配到矿山挖煤采矿的，再苦再累再危险，如果熬到期满，尚有回家的希望，最悲惨的是那些挖山洞的劳工。据说那些山洞都是鬼子用作战备的机密工程，为了保密，一经工程告竣，即被集体屠杀。被抓劳工如此可怕，人们就设法逃避，除了东躲西藏，还有个办法，即当“白牌子”。按当时的规定，凡在日本企业干活的人，都免出劳工。于是人们就纷纷到日企找个营生，领个蓝底白字的牌子挂在胸前，当作避难符。这些日企则乘人之危，开的工钱很少，甚至不给钱，而且领牌子时还得托人送礼，这样就等于白干，所以老百姓就把这种牌子叫“白牌子”，即出力不挣钱的牌子。到后来，需要的劳工越来越多，“白牌子”也不管用了。他们抓到白牌子的，就说你是偷来的，照抓不误。

鬼子杀人不犯法

日本鬼子在战场上怎样杀人放火，我没亲眼见过。但在占领区无法无天任意杀人却是常事。我要举的实例，得先说明背景。日本帝国主义为实行“以站养站”的侵华策略，在占领区除开采矿山，疯狂掠夺战略物资外，还办有许多工厂。在我的家乡泉头镇即建有两个较大工厂，一个是位于镇西的小野田水泥厂，时称西厂子，另一个是位于镇东的奎武耐酸材料厂，时称东厂子。每个工厂在厂区边上都建有供日籍员工居住的“鬼子营”。一幢幢漂亮的小洋房，用铁丝网围着以示不许中国人进入。我们村的学生上下学都要从东鬼子营边上经过，有时停足观看鬼子营里玩棒球。鬼子小孩仗势欺负中国人，不准我们观看，撵我们“滚开”，我们也不示弱用日语与其对骂，有时还甩石子，直到鬼子大人出面并唆使洋狗吓唬我们，我们才撤退。日本小孩往往把我们追得很远才得意而归。有一次又发生这样的冲突，中国学生包抄过去，轻而易举地捉到一个，令其跪下用中文说：“满洲爸爸放了我们吧，再也不敢了！”鬼子营得到报信，一个鬼子手提猎枪跑来开枪将一名中国学生打死后，若无其事地领着日本小孩走回鬼子营。在场的中国学生惊呆了，四处逃散。事后，鬼子好像没当回事，因为他们在中国杀人不犯法，而那些牵连此事的中国学生则东躲西藏，过了很久才不了了之。

反抗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愈深，反抗愈烈。在我的家乡，自沦陷之日起，就没停止过反抗。由于年龄幼小，我对那些有组织的抗日活动知之甚少。我听到的最著名的抗日英雄是钱老黑子，大号叫什么记不得了。他的家住在沙河子村，距离我家有十多里路。鬼子刚占领不久，村边铁路遭到破坏，鬼子进村搜查，据说在他家发现铆钉，便将全家十几口人全部杀害。钱老黑子本人因外出找驴得以幸免。当晚回家面对惨景发下誓言：此仇不报，誓不为人。毅然奔向大青山投靠了抗日队伍首领孙朝阳并得到孙的重用。后因孙抗日不坚决，与其分手，自树一帜，队伍发展到一旅之多，人称钱旅长，一直活动在大青山一带，对日寇构成一定威胁，受到家乡人们的崇敬。遗憾的是，钱旅长起事时，我尚未出生，故而只是听说而已。

有时大人谈论说抗联等禁言尽量不让我们听到。即使零零星星听到几句，大人也是再三叮嘱：“不许出去乱说，要杀头的！”听说鬼子有一次抓到一个破坏铁路的要犯，说是东山里下来的“红党”，被关押在村公所，双手呈十字型钉在墙上，几天后，有的说死了，喂了狼狗，也有的说奇迹般的逃走了。孰真孰假，不得而知。说逃走者或者是对“红党”的崇敬。我所见到的都是民间自发的抗日行动。其中有个叫幸长贵的人，此人因与我舅舅一起当过长工，我见过，长得魁梧健壮，留有一脸大胡子。传说神通可大了，爬到电线杆上即可给鬼子打电话。鬼子悬重赏抓他，就是抓不到。当地反日活动最常见是破坏铁路，大到烧枕木，小到怕拔铆钉，在钢轨上放石块甚至往钢轨上扔死猫烂狗。鬼子为保障运输安全，采用诸多防范措施，还成立有护路队。护路队开始时用的是棒子队，后来认为不可靠，改用高丽人，还是感到不中用，最后由鬼子兵担任。此外在我们村还发生过日本测量队被杀的事。刺杀测量队的并非别人，而是头顶汉奸帽子的伪屯子。

除这些武力反抗外，老百姓还有许多非武力反抗，如交“出荷粮”掺开水，不仅能增重，而且入库后很快即会霉烂变质。这些多方位、多形式的反抗，直至抗战胜利才终了。

此文写到这里，本该收笔了。但还想多说几句多余的话。现在我们看到的以抗战为题材的电视片，特别是谍战片，往往荧屏上出现的总是阴险狡诈的日本美女、手眼通达的国民党美女、机智勇敢的共产党美女斗来斗女。这样演，挺热闹，但是觉得太偏离历史真实性。抗日战争，是一场历时8年，以付出3000万同胞生命为代价，并借助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东风才取得最后胜利的战争，绝不是那么好玩的美女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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