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导演万玛才旦：我想阐释的是人性和情感

■耿尕卓玛

快一点四十结束采访，万玛才旦匆匆吃了一块三明治，给自己买了杯卡布奇诺，再买了一杯美式咖啡就上楼了。

十年前，他的第一部电影就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国内外重要奖项，被誉为藏族母语电影的开创者。这一次，他又凭新作闯关威尼斯电影节。

当天下午两点，在望京北路一间制作公司，他约了调色师，完成最后一次调色。五天后，成片就被寄去威尼斯。

随着一只小羊羔咬着奶瓶，一个中年男子背诵着《为人民服务》，电影《塔洛》开始了。

关于小辫子的电影

西德尼玛说，在剪掉他小辫子的那一刻，他忍不住落泪了。他的小辫子留了十七年，从没剪过。就像他扮演的塔洛，那条小辫子几乎就是他的标志。

当初万玛才旦找他演塔洛，他考虑了两天，最后说，“为了艺术，就做一次牺牲罢”。

第一个镜头，长达十余分钟，他背诵着《为人民服务》全文，一气呵成。

万玛才旦对镜头的使用近乎苛刻，在他的电影里，几乎没有一个特写镜头。“我只把场景传达给观众，其余的留给他们评判”。这一次，他又把形式感发挥到了极致——黑白、全部固定镜头。

《塔洛》改编自万玛才旦的同名短篇小说，辗转青海省贵德、同德、贵南等地拍摄，讲述了一个单纯善良的牧羊人因办身份证，来到城市并遇见心爱的姑娘，但现实将他单纯的理想一一打破。

上月，第72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公布最后一批名单，《塔洛》入围“地平线”竞赛单元，成为继管虎《老炮儿》成闭幕片、赵亮《悲兮魔兽》入围主竞赛之后，第三部亮相威尼斯的中国电影。

《白雪公主》与卓别林的启蒙

这十三年，万玛每年回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的日子屈指可数。如果不是2002年的偶然，或许现在他和大多数同村朋友一样做着公务员或是老师。

这种偶然也发生在他的小学。在满是泥泞的小村路上，一本没有封皮的小书出现在他眼前，他捡起，抖落抖落上面的泥土，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过了很久，他才知道这本书叫《白雪公主》。他说，这是他的文学启蒙。

初中时，一个电站的兴修捎带来了一个职工电影院，一场两毛钱，每场座无虚席。这成了万玛最魂牵梦萦的地方。有时兜里没钱，他就翻墙偷着看。卓别林的《摩登时代》和动画片《大闹天宫》成了当时看过最多的电影。

“同学里爱电影的不只我一个，但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既定的事实——看电影再正常不过，拍电影遥远得想都不敢想。”1991年，他开始陆续发表一些文学作品。直到10年后，他加入北京电影学院的一项公益计划，第一部作品才终于“出世”。

他说，自己的入行是借了时代的机缘。如果电影还要以电影厂牌的方式产出，或是用胶片机拍摄，这两条只需一条，就能将他永远拒于门外。2003年春节，我和同学用一台DV机拍出《静静的玛尼石》作为作业。

这部他真正意义上的处女作得到了包括田壮壮等很多老师的青睐，从此命运也随之扭转。

不追求“讲述真实的西藏”

电影《老狗》的第一幕，一个中年人骑着摩托车蜿蜒在坑坑洼洼的道路上，这与传说中、符号中的西藏有着天差地别。万玛说，他就是要打破这种想象。

他认为，曾经风靡一时的很多藏族题材电影虽然“好看”，却没有全面的反映藏族文化，存在着一些审美误差，“他们只看到了树的枝干叶子，没有看到根”。

在他的电影里，爱看《西游记》电视剧的喇嘛活佛、唱歌怎么都不愿拿起话筒的放羊娃，甚至人们对着山上呼喊寻人的方式都是完全藏式且生活化的。曾有人评价，万玛才旦是用最日常的眼光在打量藏族文化。

他告诉长江日报记者，即使拿着同一个剧本，他和一位内地导演拍出的电影也一定大相径庭。

“我从不以讲述一个真实的西藏为追求。”他说，如果将自己电影里的西藏元素剥离，其中普适的价值仍然成立，他要阐释的是人性，是情感。

他希望，有一天能去掉藏族导演标签，只做“导演万玛才旦”。

放羊娃的孤独

电影《塔洛》比小说增加了一段牧羊的场景。山上只有一盏油灯，塔洛抱着录音机，翘着二郎腿听情歌。听到狼声时，他就打着电筒，出帐篷放一发火药。

不知与山下女人的结识，是打破还是形成了他的孤独。一个酒后的夜，他忘了放火药，狼群咬死了12头羊，这摧毁了他对孤独的最后防线。他卖了羊，去找城里的洗发姑娘杨措，却被洗劫一空。

万玛才旦曾说，已经很难事实性地回到故乡。在他的小说或是电影里，人物多是悲剧式的结局。就如塔洛，本是一个单纯却固执的牧羊娃，当遭遇城市与现代的洗礼，最后一无所有。

他对放羊娃的讲述遵循着自己的经验。他说，那时虽然年幼，常常一连20余天一个人在山上牧羊，这某种程度塑造了他内在的孤独与悲观。“但好在我还能读书，不像塔洛，只能抱着录音机听情歌。”

现在，他30多人的团队里一半都是藏族。跟随万玛才旦之前，他们有着不同的职业。录音师德格才让曾是兰州的地下摇滚乐手，十年来，他已是资深录音师，说着流利的京片子。而万玛才旦曾经的藏族摄影师，已凭借自己导演的电影进入柏林国际电影节。

万玛才旦一边需要电影所需的一切资源，一边又向往着边陲小镇式的生活。

去年，他硬是把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儿子送回青海学了一年藏语。

访谈

记者：我很好奇，你为什么在这么多篇小说中选择了拿《塔洛》来拍？

万玛才旦：小说只是一个几千字的小短篇，长篇的剧本大概需要三万字，所以加了很多素材。之所以选择它，主要因为它适合拍成电影。

在我没拍电影之前，很多小说不太适合拍电影，后来也有题材通不过的原因。小说和电影的尺度上有些不同，前者创作比较宽松，后者相对来讲不能随心所欲。比如一句台词、一个角色，可能就通不过。《塔洛》是我的小说里比较适合拍成电影的一篇，正好剧本也通过了。

记者：它有很多令人值得细嚼回味的东西，拍成电影会不会把这种隐藏又热烈的东西打破了？

万玛才旦：这是文字和影像的区别。这几年，我写小说可能受了电影的影响，小说本身就比较适合拍成电影。写小说时，就会产生潜意识的影像。

《塔洛》在被写成小说时，写得很节制，但在拍电影时可以根据需求，进行展开。在小说里，没有描述塔洛的状态的，只知道他是一个单身的牧羊人。电影里把他的状态作为一个重要的部分展开，会把他一个人在山上牧羊的状态完整地呈现。

记者：我发现你的电影几乎没有特写镜头，为什么将《塔洛》做成黑白电影？

万玛才旦：这是为了追求客观，也是一种形式感。这一次，《塔洛》没有一个移动镜头。甚至，整部电影主人公始终处于画面的角落或边缘。这是一种形式，也是人物的生活状态决定的。《寻找智美更登》中，即使女主角的首次出现也一直都是一个中远镜头，包括见到现实中的智美更登。

记者：对，为什么一直没有给这个人物以正面？他应该也是这部电影中很重要的一环。

万玛才旦：你的观察不错，这是因为这个人物的故事很虚幻，但你可能无法相信，这个人物的故事是真的。当时在拍戏过程中，四处寻找演过智美更登的演员，后来得知有个现实版的智美更登就去了。没想到，这位老人真的在年轻时把自己的妻子让给了别人。夫妻两人感情很好，也是有商有量很和平地做出了这个决定，跟藏戏中智美更登把眼睛给别人一样。

他是整部电影中唯一真实的原型，但却听起来这么魔幻，让人难以置信。所以，最后我在拍摄时反而很虚幻地处理了这个人物，他始终在柴火堆中，从其身后拍摄。

记者：生活中有塔洛这样的人物原型吗？

万玛才旦：现实中没有塔洛。我的小说都是写着写着就写出来了。

塔洛是一个臆想，是一个有着小辫子的牧羊人。所以，小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塔洛平常扎着根小辫子”。然后写他去办身份证，就这样一步步写下来。

辫子是他的象征，他是几乎被别人忘记的人，甚至自己都忘记了自己的名字。最后，遇到女孩儿后，他的生活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最后代表他的象征也没有了。

我写小说不喜欢拟框架，都是让他自然而然地写出来。

记者：放羊娃，确实是你小说、电影中很爱出现的角色。

万玛才旦：可能跟自己生活的经历有关系。我们家乡是一个半农半牧的地区，山上放羊，山下种田，自己听到很多放羊的故事，自己也放过。喜欢他们身上的孤独感，在空旷的草原上，人很少，那样的孤独感很值得回味。

记者：在你做电影时，究竟你更追求的是告诉别人真实的西藏，还是西藏只是一个载体，更想反映这背后的某种东西？

万玛才旦：从根本说，肯定是一个载体。我不是在拍风光片，肯定是以个人的表达为主。本质上没什么区别，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倾向的地方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我也一样，以藏地文化为载体，反映他的一些情感、一些状态。在这个过程中，也确实需要依附于他背后的文化。

记者：前些年《红河谷》这样的电影也不少，他们的视角与我们藏族自己的关照有何不同？

万玛才旦：最近几年，有一些少数民族导演出现。我曾去参加了一个相关的研讨会，学者做了一些对比和研究，他们觉得像其他民族拍摄少数民族地区的电影用的是外视角，是向外看的，看到的只是表面。少数民族作者是内视角，可能关注外面的少一些，关注的向内的东西比较多。我挺赞成这种说法。像那些电影可能更关注表面化的东西，比如风光，民俗，一些很垒砌的东西。我的电影会尽量避开这些东西，关注的点会放在人物本身之上。

记者：你说过，很难再事实性地回到故乡，真实的故乡与你作品中的故乡有多远的距离？

万玛才旦：故乡很多东西在不可挽回的失去，每回去一次，这种感觉都越来越强烈。然而，这也是它的真实变迁。在表面平静的生活之下，藏区传统与现代正在胶着渗透，却也不乏始终温情的一面。所以，我总是在作品中一次次地向读者、观众提及智美更登。这样一个人物，在当下，仍有着无以比拟的价值。正是看到了这种变化，我更不愿在我的作品中堆砌秀美的风光、传奇的故事。因为有着对这个民族、这片土地深邃的理解，我有这样的表达自信，不用有蓝天碧瓦高原红，而是只讲述这里人的基本生存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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