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七月”

□王学斌

1937年7月,危急胜过炎热,海内外学者不再把眼光局限在某一专业学科上,而全部投向了抗战。

1937年7月7日,暑气蒸人,“入晚天阴,更闷热,颇难受。”当天夜里日本军队偷袭宛平县城,住在市里的顾颉刚听闻炮声。其实自入夏以来,有关日本侵华的传言已不胫而走,顾此刻确认“十日以来,谣言已多,兹特证实之耳。”无独有偶,次日凌晨四点,钱玄同也在睡梦中被炮声惊醒,“初不知何事,下午六时读晚报,始知某国人又作怪了。”那么国难当头,怀着同仇敌忾之心情的学人们,于危急胜过炎热的七月,其各自具体因应又是怎样?

本与国民党政府高层来往频密的胡适此时愈发忙碌。整个七月,他终日为抵御外辱之事奔波献计。25日下午,胡适与友人谈论国事,正彼此感慨之际,蒋介石的心腹幕僚陈布雷来访。胡恳请陈电告政府,“要研究关于华北的一切外交文件,就使不能发表,亦应印成密件,使政府当局知道他们(文件)的实在文字与意义”。之后胡还特意给陈氏电话,“勉他作社稷之臣,要努力做匡过补缺的事”。27日,汪精卫约集部分人士参与讨论对日外交问题。汪宣读了一份长文件,“叙述廿四年五月至七月九日的几次军事谅解,——即所谓‘何梅协定\’的历史”。胡适极力劝汪精卫敦请中央发表此密件。到了月底,蒋介石亲邀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等教育界名流共进午餐。正因前辈较多,席间胡不便多言,只能在临别时说了一句:“外交路线不可断,外交事应寻高宗武一谈,此人能负责任,并有见识”。蒋答道:“我知道他,我是要找他谈话”。

当然,像胡适这般可通天听的学者毕竟少之又少。彼时更多身处危局的人,考虑更多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学术应对、对时局走势的判断与焦虑及自身命运的反思与担忧。当时已堪为北平学界重镇的顾颉刚,一面与众学人一道发出请愿,督促政府积极抗日,如15日当天,大家“恐宋哲元屈伏,与日本人磋商条件,故去电勉之。签名者二十余人。”心焦于国难之同时,顾氏也不得不考虑自身的学术前途。18日,友人告诉顾颉刚,日本人打算开列逮捕北平学界教授名单,顾“列首数名,似有不能不走之势。适一非今日自绥远归,云傅主席拟邀本社在绥工作,因定迁绥计划。”虽要北上避难,顾仍放不下十数年在北平打下的学术基业,只好忍痛做一交接,“燕大史学系主任交煨莲或贝庐思女士,禹贡学会交宾四与张维华、赵肖甫,歌谣学会与方纪生等,通俗读物社则移绥办理,只剩一北平研究院,仍可遥领也”。可知战乱对顾氏学术生涯之侵扰,着实不小。

即使远在海外的留学生,也绝非隔岸观火,其担忧之程度丝毫不亚于国内之人。已赴英研习考古学的夏鼐,听说日本出兵华北的消息,可谓心急如焚,以他自己的话说:“远居异国的人,一天天焦急地等候故国的消息,不知道这垂危的祖国,说不定什么时候断气,每次看三次报(晨报、午报、晚报),还感觉不满足,晚间还听无线电报告新闻,虽然每天咬着牙关去读死书,仍然不生效力,看得既慢,又看不进去,精神真是苦痛。”

日寇的炮火打乱了学者们的既有规划,同时也如同一面镜子,引来了他们对自身言行的反思。吴宓便是这样。七七事变之前,吴氏尚陷于感情漩涡中难于自拔,卢沟桥的枪炮声,对其不啻是迎头棒喝,顿时民族危机压过了个人烦恼。14日,吴宓翻阅报纸,才“知战局危迫,大祸降临”,颇有如梦方醒之情形。这一天,他闭门反省数十年之历程,慨叹甚多:“今后或则(一)华北沦亡,身为奴辱。或则(二)战争破坏,玉石俱焚。要之,求如前此安乐静适丰舒高贵之生活,必不可得。我一生之盛时佳期,今已全毕。此期亦不可谓不长久,然初未得所享受,婚姻恋爱,事事违心,寂寞愤郁,痛苦已极。回计一生,宁非辜负?今后或自杀,或为僧,或抗节,或就义,无论若何结果,终留无穷之悔恨。更伤心者,即宓本为踔厉奋发、慷慨勤勉之人。自1928以来,以婚姻恋爱之失败,生活性欲之不满足,以致身心破毁,性行堕废。故当今国家大变,我亦软弱无力,不克振奋,不能为文天祥、顾亭林,且亦无力为吴梅村。盖才性志气已全漓灭矣!此为我最伤心而不可救药之事。如此卑劣,生世亦何益?思及此,但有自杀。别无他途……”其对自己半生荒唐倦怠之剖析不可谓不深刻。

好在吴氏身边有挚友相伴,其自寻短见之意方被扼杀在脑际。当天晚上,陈寅恪邀吴一起在清华园散步,路上陈就中日问题发表观点,“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吴宓对此颇有共鸣,“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技术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第二天晚上,洪谦来与吴散步,亦对国民性大加批判:“国人泄泄沓沓,隐忍苟活,屈辱退让,丝毫不图抵抗,使日本不费力而坐取华北。如斯丧亡,万国腾笑,历史无其先例,且直为西洋人士所不能了解者……中国之科学技术物质经济固不如人,而中国人之道德精神尤为卑下,此乃致命之伤。非于人之精神及行为,全得改良,决不能望国家民族之不亡。遑言复兴?”

美国已故著名学者萨义德曾这样归纳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他们不把眼光局限在某一专业学科上,对现实社会的重大问题、价值观念以及关于自然、人生的一些终极问题,深切关注,且对现状持批判态度,同时这种关注的热忱和批判态度是建立在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之上的。以此观之,无论胡适、顾颉刚,抑或夏鼐、吴宓,面对国难,皆展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的一面。然毕竟各自主客情况有别,故而他们的1937年7月,便显得异中有同、同中有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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