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鹞》看小说的价值取向空间

■范锐

必须承认，至少对我个人而言，阅读《鹞》并非轻松愉悦的体验。

造成这种感受的原因主要是小说的情节设置。这部38万字的小说情节并不复杂，甚至可以说很简单，但却并不容易厘清。因此我选择了通过分析小说的人物设置来梳理其情节设置。由于小说的情节都是由人物引出的，因此这种方式更容易使情节设置中的问题呈现出来。

首先要提到的人物是杨雨，事实上在阅读初期我理所当然地认为他是小说的男主人公。但在经历了学校风波并因此引出了老三并因为要解释老三的身世而引出了长福叔以后，杨雨这个人物就基本完成了他的使命。虽然在后文中作者还提到了他几次，但他几乎没有参与任何小说中的事件了。所以，这个小说中第一个正式出现的人物事实上连“主要人物”的地位都是不稳固的。

而长福叔的“主要人物”地位则是确定无疑的，但这个小说中的二号人物的主要功能是为另一个人物麦尔麦服务。这里说的“服务”不是行为意义上的，而是情节意义上的。也就是说，长福叔的一生尽管漫长，但作者却几乎只讲述与麦尔麦有关的部分。即使这种关联不是直接的，如他与麦尔麦祖父的交道当然是作为他与麦尔麦的关系的背景交代的；而被莲巧巧拜为干爹的情节则是莲巧巧与麦尔麦隐情的情节的延伸。事实上，可怜的长福叔直到死去，才赢勉强得了一段属于自己而非属于麦尔麦的情节。

麦尔麦当然是小说无可争议的头号主人公，而他的婚事则是整篇小说无可争议的头号情节。小说从62页提及长辈们开始考虑麦尔麦的婚事，直到300页莲巧巧嫁给了双林，这段婚事才尘埃落定——之所以要以后一起婚事作为前一段婚事完成的标志，是因为后一起婚事才解决了前一起婚事中出现的莲巧巧与麦尔麦隐情这一问题。因此，麦尔麦的婚事在这部小说的488页的篇幅中整整占到了一半。也就是说，麦尔麦虽然贵为头号主人公，而且其大半生都在小说中有所呈现，但他在小说中的主要任务还是一件事：结婚。

而在麦尔麦结婚这一情节中，主要的事件则是隐情——从第一次提到伴娘莲巧巧有意打扮得不逊色于新娘，因而说明她起了“打猫心肠”，到一段隐情的成功，再到莲巧巧嫁给双林作为这一事件的结束，作者耗费了将近150页的篇幅。这也就确定了莲巧巧作为头号女主人公的地位和功能：她的隐情不仅从麦尔麦的妻子青芝姐那里夺走了麦尔麦，而且也夺走了青芝姐女主人公的地位；但同时她在小说中的功能也就固化了：一段隐情几乎覆盖了她在小说中的生命历程。

因此，我们可以大致这样概括小说的人物和情节：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麦尔麦，麦尔麦在小说中的主要经历是结婚，而结婚经历中的主要事件是隐情。小说中的另两个主要人物，莲巧巧主要是作为麦尔麦隐情的另一方而存在，而长福叔主要是作为麦尔麦婚事的参与者和隐情事件的介入者而存在的。

于是问题就来了：杨雨这个人物起什么作用呢？他既不是叙述者，也没有提供叙述角度。看上去他有一个作用，即通过学校事件引出麦尔麦这个人物。不错，在学校事件中麦尔麦第一次出场，但事实上这条引出的线索后来被作者抛弃了。在学校事件之后，老三到学校做工挣钱，因此和杨雨搞熟了，因此作者提出了老三的身世问题，因此长福叔才作为老三身世的知情者被作者提出来，因此才引出了长福叔见证的麦尔麦的婚事和隐情。值得注意的是，长福叔正式出场（此前有过出场，但只是一语带过，并未介绍人物背景）的时候跟杨雨和老三均无交集，他是由作者自己以全知全能的叙述者的身份提出来的。也就是说，麦尔麦的婚事，作为小说的主要情节，与杨雨及杨雨所涉及的学校事件毫无关系，而杨雨也在小说的开头以疑似主人公的身份出场之后就几乎被作者遗忘。换句话说，杨雨作为一个人物，是与小说主线无关的“孤人”，他所经历的事件也是“孤事”。

对杨雨这个人物如此“揪住不放”，看上去有点小题大做，但也许有人会同意，这个人物的“遭遇”（不是他在情节中的遭遇，而是作者对他的使用）是有代表性的，代表了这部小说在人物和情节设置上的某种特点。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例如老三——他的身世之谜是整部小说的主要情节的由头，但作者在通过他引出长福叔之后就几乎把他遗忘了；再例如麦尔麦家的老二——他在学校事件中是杨雨的主要冲突对象，但作者既未交代他有如此实力的原因，也一如既往地在那段小说开端时最醒目的冲突之后忘掉了他。这样，读者的阅读期待就不断被修正——从杨雨的个人遭遇被修正到杨雨与麦尔麦家的老二的冲突，再被修正到杨雨与老三的关系，再被修正到老三的身世之谜；然后读者怀着对这一身世之谜的好奇心被毫无先兆地拖入到关于长福叔的身世、长福叔与麦尔麦祖父的关系、麦尔麦的出生以及青少年时代的漫长叙述之中；直到提及麦尔麦的婚事，迷惘的读者才有机会恢复对老三的身世之谜终于会揭开的信心，但随之而来的是对婚事的海量细节的上百页的描述。这时读者才终于明白，小说的主要情节就是这场婚事，虽然婚事中的隐情终于能解释老三的身世，但这种解释对作者来讲似乎已经不重要了，乃至于它没有被作者忘掉似乎都值得庆幸。

在这个阅读过程中，读者的阅读期待已经不是被修正，因为修正就意味着一个结果来取代事先的判断；事实上读者的阅读期待是被不断迟滞乃至空置。等到结果终于出现的时候，读者会发现，小说的前10%的篇幅被杨雨的工作失意、学校的打架事件、杨雨和麦尔麦家老二的冲突、麦尔麦对事件的处理、杨雨与老三的交往等事件填充着，而后90%的篇幅中称得上“事件”的内容则寥寥可数：麦尔麦的婚礼、莲巧巧的隐情、莲巧巧拜干爹，以及长福叔之死。我姑且把这种情节结构上的失衡称作一种特点，但它对读者期待的无视无疑导致了阅读愉悦的损失。很显然，这种情节设置上的特点不符合通常情况下读者对小说情节的期待。

于是问题又来了：阅读愉悦的损失，是否就意味着小说价值的损失？

答案是否定的。

事实上，几乎从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的诞生之日起，作者们就在不断地和读者们进行着关于情节的较量。读者们当然希望获得趣味性和可读性，长篇小说的前身，从史诗到骑士传奇，都能够满足这一点；拉伯雷的《巨人传》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这两部早期的可以被称作长篇小说的作品也能满足这一点。所以，无论是意大利语中的novella还是由之衍生的英语中的novel，都含有“新鲜事”之意，读者需要的小说，大致就是“新鲜的龙门阵”。有趣的是，这个定义也符合中文的“小说”的本意。但是，作者们对此有不同态度。就在“长篇小说”这个概念还没有定型，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亨利·菲尔丁还在思考TheComicEpicinProse（散文滑稽史诗）这个看上去未免笨拙的名称的时候，劳伦斯·斯特恩就已经写出了像《穿越法国和意大利的感伤旅行》和《绅士特里斯丹·项弟的生平与见解》这种完全无法满足读者的情节期待的作品：前者的情节比《鹞》的情节还要单薄，而后者情节的混乱设置足以令一个对小说情节怀有传统期待的读者难以忍受。与此同时，隔着一条海峡，法国的孟德斯鸠、伏尔泰、狄德罗、卢梭这些文豪们正在炮制着像《波斯人信札》、《老实人或乐观主义》、《拉摩的侄儿》、《爱弥儿或教育》这些大名鼎鼎的“小说”。《老实人》里是有一些有趣的情节的，不过这主要应该归功于伏尔泰那在启蒙学者们中鹤立鸡群的文学才华，他的本意倒并不是想满足读者的口味，而更多的这类哲理小说无疑还是在对读者进行“思想教育”。稍晚一点，小施莱格尔的《路琴德》虽然称不上是在进行思想教育，但也是在进行“情感说教”，想获得故事的读者无疑会对之失望。事实上，在瓦尔特·司各特、简·奥斯汀、维克多·雨果和斯丹达尔出现之前，丹尼尔·笛福、约拿丹·斯威夫特和亨利·菲尔丁这些能满足读者对“有趣的新鲜事”的需求的小说家在同时代小说家中甚至有些势单力孤。而在度过了整整一个19世纪的地位稳固的黄金时代之后，这种历史并不悠久的小说传统就立刻又受到了詹姆斯·乔伊斯、安德烈·布勒东和弗吉尼亚·吴尔芙他们的冲击了。

因此，历史告诉我们，虽然大多数读者有着对故事性的期待，但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几乎从一开始起，就不以故事性为唯一的价值取向。像伏尔泰那样有故事固然好，但没故事也不意味着价值的丧失，如卢梭和乔伊斯的思想、施莱格尔和斯特恩的情感，以及布勒东的神秘。当然，大师们的价值早已被历史证实，而这种证实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恰恰就是小说价值取向的多样性：故事既非唯一选择，思想、情感也不应完全占据选择的菜单，取向的空间是开放的，并因而具备未知性：不断出现的新现象会使这一菜单具有理论上的无限可能。

就个人而言，我更喜欢具有故事性的小说，并认为《鹞》未能在素材处理中注入更多的故事性和矛盾冲突是个遗憾，但是正如我在前文论证的，这并不影响我对这部小说价值的认定。很显然，作者的真实目标是用文字存留羌族的传统文化、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以及民族思维习惯，应该说，这个目标是达到了，而且我从来没见过将这个目标完成得如此全面和深入的作品。无论是对羌族山寨的堡垒式建筑的形态和演进历史的描述（引子），还是对羌人满月酒与起名仪式的叙述（五），无论是对“僻林户”由来的介绍（十七），还是对惊蛰节会的记录（十八）；以及拜干爹、分家产、上坟、盟誓、养狗、打猎、拼酒、对歌、退婚、祭祀、下葬，一一道来。看得出，作者利用各种机会，并有意制造了各种机会来对羌人的生活进行全方位的展示。麦尔麦的婚事占了全书将近一半篇幅，在情节中占比过大，使得整体情节未免失衡，但作者以此为代价使得羌人婚事从托媒、说亲、许口、定准、下聘、接亲、送亲、下帖、开笼、婚礼、分家、回门等一系列环节被清晰完整地记载下来——我的这种叙述都还是很粗略的，因为每一个环节又都获得了细分，例如光是新娘被迎到新郎家后的婚礼就包括了投帖、坐老朋、唱迎、脚绕头、过门钱、抢门槛、拜神龛、周堂、拜天地、女儿酒、酒席、交杯、抢洞房、谢厨、谢客、谢红等等，都得到了详尽的描述。我复述这些过程，一方面是为了说明，对如此繁杂进程的详尽描述，如果没有掺入矛盾冲突的产生和演进，例如有人在酒席上对麦尔麦挑战、或者有人对婚事的合法性提出异议，就像《简爱》中那段著名的情节一样；那么，习惯于故事性的读者确实是很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感到阅读愉悦的丧失的。而另一方面，我也想说明，对一个古老民族的充满历史积淀的这些仪式的记载，有着不容置疑的文化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可以失去一部有精彩故事的作品，但不能失去一部有文献价值的作品。巴尔扎克固然讲述了大量精彩的故事，但他从来没有忘记为法国留下一部“风俗史”的追求，因此才有了《纽沁根银行》。

反对者也许会说：“然而文献不是小说。”对此我想回答：这个问题从《萨蒂利孔》和《金驴记》的时代就被这样回答过了——不是小说，你说它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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