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结婚记忆

□杨丽艳

旧社会，我们家乡一带，一般人家选婿，常要看对方家里神龛上神主牌多少。一块神牌，每年便做一个忌日，忌日祭拜是不能用稀饭或杂粮的，一定要白米饭。祭拜白米饭过了忌日是可以吃的，神牌多了，忌日就多，每年吃白米饭的次数也就多了。人生一辈子，就为了多吃几餐白米饭，这让如今的年轻人听来，恐怕是不可思议了。

解放初期，姑娘们倾心的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军人。这除了政治因素，便是因为军人一转业、复员，就是干部或工人，有铁饭碗，衣食无忧。少数有条件挑剔的，还要求对象要有“毛泽东思想、周恩来口才、刘少奇相貌”。

“文革”期间，物质水平的发展远远跟不上人们的生活需求。姑娘们便热衷于“三转一响”：单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五大员”：思想党团员、业务技术员、身体运动员、相貌宣传员、工资五十元。

改革开放后，姑娘们对物质条件的要求又有所提高。一度要求对方家里的“腿”越多越好，因为大立柜、皮沙发、电视橱等家具都有“腿”。以至出现这么一幅讽刺世俗的漫画：一条蜈蚣向小姐求婚：姑娘，我的腿够吗？个别调皮的，还编了从一至十这么一首顺口溜：一套住房，二老俱丧，三分微笑，四季名牌，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千月薪，八面玲珑，久做不累，十分听话。再后来，人所共知，便是存款若干位数、汽车、房子、绿卡了。最近，更有女生要求对象标准“靓如发哥，壮如伟哥”……

再回头谈谈男人选对象。以前是没有什么要求的，能娶上老婆，便谢天谢地了。谁家女儿痴聋哑、小儿麻痹后遗症、下肢瘫痪什么的，也不愁嫁不出去，所谓“剩男无剩女”。

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找对象的要求只有一个条件，居民户口。它意味着每月２１斤粮票、尺余布票、一条香烟票、一斤肉票、一斤糖票、四两花生油票、半斤煤油票……生活所迫，说是娶老婆，毋宁说是为了娶回一大堆票证。

文革期间，老爸在广阔天地被领导抽调到公社编油印小报，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身份相当于县级的干部。肩不用挑，手不沾泥，每天的工值竟比队里的一流劳动力高出两工分，每月还多领十斤大米、四十斤番薯，羡煞一帮村姑。

当时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两只眼睛真漂亮，辫子粗又长，常有意来帮老爸洗衣服、做杂活。老爸也爱她。有一回还把她带进城里，在我家吃了一餐午饭。她走后，爷爷说，这姑娘倒有几分秀色。奶奶听罢，河东狮吼：秀色，能当饭吃吗？老爸平生第一次恋爱，就这样被奶奶扼杀于萌芽状态。

当时家里正为老爸四处活动，办理困退回城手续，若让老爸娶个农村姑娘回来，以后家里吃白米饭的次数，可就要大打折扣了。食色性也，毕竟还是“食”排在首位呵。不久老爸便困退回城，娶了个带工资、有粮票的老妈。当时有个和老爸一齐回城的朋友黄叔叔，他的家庭背景差些，城里姑娘看不上他，只能娶个郊区农家女孩。子女随母，户口都在郊区的农村，好多年黄叔叔夫妻见了老爸老妈，总觉矮一截。

老爸这人讲哥们义气，那些年，常送点肉票、布票、油票、糖票给他。他们全家视我家为大恩人。

孰料，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后来黄叔叔妻子家乡成了开发区，妻子和儿子分了近百万元土地拆迁款，先开了一家杂货店，生意越做越红火，后来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批发商。

而老爸和老妈，一个下岗，每月只领几百元下岗津贴；一个厂里只发三四成工资，后来，这几成工资也常被拖欠，生活十分拮倨。我读大学，根本没钱去报名，我正想去卖血，然后再向亲友筹借。这时，黄叔叔夫妻送来2万元，老妈感激得热泪盈眶，连连道谢。黄叔叔说，一点小意思啦，计划经济年代，你家不也常给我们送温暖吗！

现在又到了我孩子该处女朋友的年代了，楼价飞涨，我还在为儿子弄个“窝”而奋斗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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