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毒第一大村”的沦陷与拯救

□周云

2013年12月29日，广东警方出动3000全副武装警力，“清剿”涉毒严重的陆丰市博社村，一举摧毁以陆丰籍大毒枭为首的18个特大制贩毒犯罪团伙，抓捕嫌疑人182名，缴获冰毒近3吨、制毒原料23吨。博社村是该地涉毒严重的“第一大村”，村内有两成以上家庭直接或参股从事制贩毒活动，近几年村内制贩毒犯罪成恶性蔓延态势。

民国时期，一些学者和新闻记者面对农村的凋敝，不禁哀叹：农村破产。而博社村的情形，破产已经不足以形容，只能说是沦陷了。所谓破产者，主要是指经济上的贫穷。而沦陷，则意味着，这一地区在道德上全面倾覆。制毒贩毒行为，在世界各地都存在。但终究是一种见不得光的行为。但在博社村这么大的一个社区，制毒贩毒几乎公开化，有村民甚至明目张胆地把原材料或是半成品公开摆放。这表明，对于这样一种行为，在这样一个小的地缘共同体或血缘共同体中，已经得到了高度的认同，不少村民对此已经没有了道德上的压力。最严重的道德堕落，不是有人在做不道德的事情，而是对于种种不道德的事情，人们已经习以为常，不以为忤，进而仿效、参与。更令人痛心的是，这事情发生在农村，传统上，这里曾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关于道德堕落的原因，我们最能想见的，就是市场经济的冲击。的确，功利主义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病灶，发家致富的迫切愿望让人们躁动不安，当合法致富的努力遇到各种不顺利，那么赚快钱，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即使是违反了道德和法律，也在所不惜。

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公共治理的失败。从小环境来说，基层党政组织涣散无力，宗族组织在这里倒是发挥着作用，但由于没有价值的支撑，走向了反面。正如广东省公安厅在通报中所说：“宗族势力霸道操控村务”。而基层政府比如镇政府、派出所等，则无所作为，一些工作人员成为保护伞。可以想象，由于没有有力的公共治理，农村社区在道德上就会形成“逆淘汰”：作奸犯科者发家致富，遵纪守法的良民境遇艰难，从而形成了一种负面示范，一步步地拉低了道德水准。从大环境上来说，全社会在资源的分配上，整个农村没有得到公平的对待，他们的贫困和匮乏与此不无关系。众所周知，贫穷，尤其是社会不公导致的贫穷，是道德堕落与犯罪的温床。

博社村的现状深刻地警示我们，如果任农村社会的道德水平堕落，后果非常严重。农村社区本来就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而结成的共同体，有非常强的凝聚力。如果得不到正面价值观的引导，这种凝聚力就有可能散发出“负能量”，社会危害性尤其大。此地举村制毒，而公安人员进村多次查案未果，甚至遭到围攻，都是活生生的例子。

当然，任何客观的原因，都不应该成为犯罪的借口。我们支持公安部门对这一犯罪行为的打击，如果再任其蔓延，后果严重。当公安部门的打击行动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我们就应该关注，这里如何进行重建，如何在道德沉沦中得到拯救。

经济上的输血、造血自是必不可少，让村民有替代性的、合法的途径谋求发家致富，可以大幅度减少他们铤而走险的冲动。然而更重要的，无论是基层的、还是全局的，有关农村的公共治理都要得到明显的改善。以公共治理来提升村民的道德水准，以村民的道德提升来促进公共治理改善，这样，我们的乡村，才能得到拯救，才能够回归，成为乡民安身立命的家园。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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