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肯出钱新货能包装出“历史背景”石头也有人“指鹿为马”———文物造假与鉴定黑幕大调查

张海林何盼娅

近年来，民间收藏热潮使得对于文物艺术品鉴定的需求暴涨，随之而来的鉴定骗局和乱象层出不穷。笔者梳理了近年来文物艺术品鉴定领域内的重大骗局，以探析当下文物鉴定的技术缺漏和现实瓶颈。文物鉴定走在商业化和文物保护的双轨

上，能否摆脱分裂

的痼疾，尚不

明晰。

2013年5月中旬，北京保利国际拍卖

公司、北京中贸圣佳两家拍卖公司先后发出

公告，要拍卖钱锺书书信手稿，遭到钱锺书遗

孀杨绛反对后，两家公司陆续宣布撤拍。在保利

撤拍的3封信中，有两封被通信人、上海古籍出

版社前社长魏同贤指为伪造。对此，保利方面

表示：“相关拍品已撤拍，不予回应。”这为近年

来文物和艺术品拍卖市场乱象又添一新例。

2012年3月16日发布的《2011年国际

艺术市场：艺术品交易25年之观察》报告披露，

中国已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艺术品和古董

市场，结束了美国数十年来在该领域的领导地

位。据《2011中国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统计年报》显示，2011年度，全国共举办779场文物艺术品拍卖会，成交额达553.53亿元。

此外，近年来民间收藏热潮使得对于文物艺术品鉴定的需求暴涨，随之而来的鉴定骗局和乱象层出不穷。2011年3月，《北京商报》记者探访北京琉璃厂附近文物市场，报道称，北京琉璃厂东西两条街上，存在众多贴有“文物鉴定”字样的商铺，“只要肯出钱，即便你拿来的东西是新货，也有人能够把它包装出‘历史背景\’，即便你拿来的是块石头，也有人能‘指鹿为马\’。事实上，这种明码标价的艺术品鉴定证书，在任何场合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出于各种目的，仍有人愿意出钱做鉴定。这个市场非常火爆，而且水太深。”

●鉴定难度不断升级

河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高水旺烧制的仿北魏陶俑工艺品事件，原华尔森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谢根荣炮制的估价24亿元“金缕玉衣”事件，所谓的汉代玉凳拍出2.2亿元天价、宋徽宗《千字文》被疑作假等事件，一再将那些新高迭创的拍卖会变成了赝品闹剧。

伴随层出不穷的鉴定丑闻，各地文物造假的内

幕也浮出水面。从制假到售假的产业链条在中国

已经发展成熟，作假的手段五花八门。

2012年3月，一份涉及中国文物的《地下

作旧产业调查》公布。该调查对中国庞大的文

物造假体系产业链进行了分析，并对文物造

假按照类型进行分区。

陶瓷造假重灾区以江西景德镇、河

南(洛阳孟津南石山村、禹县神镇、宝丰

县)、浙江龙泉地区、广东潮州等地为

重；青铜器造假重灾区则是以河南洛

阳伊川县烟涧村为代表的制假村；

玉器造假重灾区：河南(南阳镇平

县石佛寺镇)、安徽(蚌埠)，这些

地区主要是汉代玉器造假地，

辽宁是全国90%的仿制红山

玉的聚集地；书画造假重灾

区：天津鼓楼地区为最广，北

京潘家园、琉璃厂等地的假书

画多是由地方流入，南京夫子

庙和清凉山古玩市场则多为当

地书画家，作品被造假严重。

众多造假地区中，“河南

造”是一个让收藏界和鉴定界都

头疼的词，不少专家都曾经栽在

“河南造”上。

走进北京大大小小的古玩市场，每个

青铜器销售点都有产自河南的青铜器。历

史留给了这里的人们铸造青铜器的工艺，在这片土地上，青铜时代铸造了夏商周“九鼎帝王”；进入20世纪末，随着收藏热的大潮，河南地区的一个个制假村应运而生。

河南省伊川县烟涧村是中国著名的“青铜器之村”，因为出产高仿青铜器而闻名中国甚至世界。数据显示，这个村子的专业加工户达到300多家，从业人员1880余人，年创产值9000余万元，主要产品有东汉马踏飞燕、东周天子驾六、战国方鼎、春秋莲鹤方壶及各种造型壁挂、仿古台灯等1000余种。

此外，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也存在着数量众多的“青铜村”、“制假村”，村子里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制作青铜器。每天成千上万的仿古青铜器从这里流向全国和世界。

河南目前有很多村镇都以生产赝品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

此外，作为全国最大的古玩市场，北京潘家园的字画造假早已形成系统产业链，2000年后开始繁荣起来。当时涌现了大批造假者和大量假字画，齐白石的虾、郑板桥的竹、范曾的“关公”，启功、欧阳中石以及刘炳森的书法，王沂东、张晓刚的油画，还有郎世宁、左宗棠、鲁迅的作品，用潘家园不少卖主的话说：“哪个名家的都有，如果找不到，那肯定是刚卖完。”

北京大学文物学院院长李彦君曾提供一组数据：2007年，全国的艺术品拍卖行拍出的官窑瓷器达2万件。2006年到2009年乾隆玉玺共拍出100多件，而实际上乾隆玉玺真品流出的仅有3方。

除了造假井喷带来的鉴定困难，造假技术“升级”，也使文物鉴定亟须寻找新方法。此外，不同的文物鉴定难度亦不同。“书画在中国市场最大，制假手段丰富，鉴别复杂。那么多名头那么多画家，每一个画家创造那么多东西，都不一样，无法归类和标准化，甚至不能用一个标准来看同一个画家的东西。”北京华辰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甘学军介绍，瓷器鉴定相比书画稍微单纯一些，“玉器有材质和工艺水准的高下指标，在鉴别上相对便利，书画就更麻烦了。”

●经验鉴定存在历史断代

在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赵榆看来，文物鉴定目前除了科技鉴定没有跟上之外，经验鉴定亦存在历史断代。“1949年之后文物市场没有了，鉴定专家只能在文物市场里培养，没有市场就没有课堂。老一代的鉴定家在市场中锻炼，新中国成立之后进入文博单位，所以现在的博物馆陈列，特别是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各个门类的物品都是标准件。因为它们是被鉴定领域里公认的权威所鉴定的。”赵榆说。

同样是业界专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著名秦汉考古学家刘庆柱认为，凭著名鉴定专家的经验其实也可能闹出笑话，“汉代玉凳”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几个专家签了字鉴定了，连故宫有的专家都说是真的，却忽略了基本常识，汉代都是席地而坐的，违背考古学常识。”“鉴定技术整体来说需要科学化，大陆的科学研究体系就是师徒相传，看什么像什么。虽然器物类有采用科学检测，比如瓷器的热释光、木器的碳—14检测，以及青铜的金相学检测和自然锈蚀检测，等等，但这方面目前的鉴定队伍我觉得做得不够。”刘庆柱说，目前高等学校缺乏这方面的系统学科，“还谈不上是个学科，只是根据市场流传的一些东西进行摸索，相当不成熟。”

●“从宽”还是“较真”

甘学军亲历了拍卖市场从无到有的历史，24岁时从国家文物局正处级管理岗位上离开，下海经商，参与组建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家拍卖公司。他认为，在收藏领域，“鉴定是一个永远要解决但永远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近十年来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蓬勃发展，艺术品投资的氛围越来越浓烈，对于艺术品鉴定的需求越来越迫切，大量的行外人加入了这个市场，产生一个新的行当—鉴定业。”甘学军说，从收藏家或投资者等不同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鉴定方法和理念。

权威准确的鉴定涉及各种因素。“瓷器鉴定在技术上层次已经很高，玉器有材质、工艺等标准，最复杂的是书画，无法归类和标准化。”甘学军说，某一个地区对某一个东西更熟悉，准确率相对较高是很正常的。

除了鉴定本身遇到的难题之外，从事文物艺术品经营、出版及鉴定工作20多年的北京荣宝拍卖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尚勇说：“文物鉴定问题实际上是在不同层次、不同语境下、不同维度上发生的一个问题。”

另一个角度是抛弃社会功利目的的学术研究，“这个就必须较真，到底是不是真的，学术研究还允许翻盘，今天说是真的，明天说是假的，后天又有了新证据说是真的，来来回回翻盘都可以。学术鉴定是不断趋向于真理，还原历史的真相。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否定之否定。”

刘尚勇说，“学术鉴定，基本上可以总结为鉴而不定，一直在鉴定，但是永远定不下来，因为学术允许百家争鸣。比如故宫收藏的所有名画都被人质疑，但质疑不可怕，名作仍然是名作，丝毫不影响其价值。张伯驹向故宫捐赠的‘中国第一帖\’《平复帖》，无论学术上怎么争论，它依旧是国宝。”

●是否要对鉴定者进行认证

现实中，文物鉴定难以在商业化和文物保护之间平衡，在巨大利益纠葛之下，假文物被鉴定为真、真文物被鉴定为假的荒诞实例屡有发生，且利益勾兑层出不穷。

2003年，故宫博物院与嘉德拍卖行协议，以2200万元购买了一幅有争议的书法作品《出师颂》。《出师颂》自唐朝以来，一直流传有序，1945年后失落民间，2003年7月突然在中国嘉德2003年春季拍卖会上亮相，引起业界轩然大波。8月21日，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肖燕翼公开承认，他和嘉德拍卖行周末拍卖部的肖洋是父子关系，舆论一时更加质疑故宫此次收购存在暗箱操作。

2003年8月22日，故宫博物院举行《出师颂》学术研讨会，时任财政部教科文司文化处处长王家新对收购价格、收购理由和收购程序等作出详细解释。关于收购程序，王家新介绍，首先是故宫给文化部、财政部、北京文物局打报告，接着由专家对原件进行鉴定，判断评估其价格，后来动用了国家优先购买权从嘉德拍卖公司购得。虽然有澄清，但《出师颂》收购风波已然使得外界对于文物鉴定的权威性产生了怀疑。而大量鉴宝类电视节目的诞生，更是将文物鉴定推上了风口浪尖。

由于拍卖市场的快速发展、全民收藏热的袭来等，文物鉴定不断受到商业利益的冲击，被疑为早已走上为商业背书的歧路。

而民间鉴定机构和专家产生背后，是汹涌的民间藏品的鉴定需求。目前国内最权威的文物艺术品鉴定机构———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要从事博物馆的藏品鉴定和司法鉴定。

“市场有这么多需求，公立的学术机构中的学术资源和专家应该更多地跟社会大众的需求结合起来，发挥更大的作用，而不应该关门。既然拒绝民间鉴定，就应该为社会提供规范的高水准的服务。”甘学军说，此外，政府应该制定行业规范和规则，把鉴定的流程和责任确认下来，“不过，政府没有必要、

也没有能力去认定某机构某人有鉴定资

格，否则出了问题，和现在的区别就是

公众对市场的抱怨转化为对政府的

抱怨，这样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政府

搞认证既是越俎代庖，也是不切实

际、没有意义、适得其反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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