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是创造之母

有没有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不发达，社会缺乏人文科学的人才，生活没有丰富色彩的重要原因不爱提问的学生与逆来顺受的草民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的一份研究报告称，超过20%的中国大学生从未在课上提问或参与讨论，而这样的美国大学生只有3%；同时，只有10%的中国学生经常提问或“很经常提问”，而美国大学生则约有63%经常提问和“很经常提问”。

张田勘在《中国青年报》刊文说，上述两项数值差异明显，不仅反映了中美两国教育和学生的两种状况，也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社会现实。那中国学生的不提问是如何养成的呢？调查称，有些学生不愿提问是怕自己提的问题很“愚蠢”。这当然是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积极提问有可能带来风险，如冒犯教师和官方结论，得不到好成绩等。学生不愿提问其实是不敢提问，不敢提出与教师和教材不同观点的问题。在不少学校，尤其是人文和社科专业，有些问题是禁区，连教师都不敢触及，更何况学生。一些高校的教师就曾对学生讲，对于“板上钉钉”的问题，没必要再去讨论和提问，更没必要作为研究课题和毕业论文选题。

中国学生不愿和不敢提问，这固然与性格和文化有关，但更与多年的教育有关。许多孩子从启蒙之时就被要求做一个听话的孩子，要服从父母和老师，要遵法守纪，却很少跟他们提及一个公民应有的权利，比如言论自由，拥有选举权、知情权，以及作为一个公民应当具有的民主、公正和平等意识。如此教育的结果便是，学生在学校不愿和提不出问题；这样的学生步入社会后，很可能成为不愿和不敢多事的顺民或草民，即使从事科学研究，也会成为“沉默的大多数”，既没有自主性，更谈不上创新，难有建树。

“成功梦”应该是多元的

“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 因卖猪肉而出名的北大毕业生陆步轩，最近在北大讲台上哽咽着说出这句话。这位当年的“北大才子”，因为卖猪肉而一鸣惊人，当过公务员也出过书，却依然觉得自己实在是“混得不好”。

对此，黄子健在《中国青年报》刊文说，陆步轩所说的这句话，可能代表了社会上很多人的看法：无论是哪所大学毕业，大学生去卖猪肉总让人觉得不光彩，不符合世俗定义的“成功”。当下社会价值评价体系是单一和僵化的。说到底，依然是钱、权和地位。而社会评价是个人自我评价的重要指标，单一的社会评价标准，无疑会影响到个人的行为选择。陆步轩或许正是因为这种压力，才会说出那样的话。实际上，他凭借自己的双手、靠劳动养活自己，又何愧之有呢？

这种单一和僵化的评价方式，不仅造成了社会上的金钱崇拜和权力追逐，也渗透到教育体系之中，消耗了年轻人的创造力和探索精神，使他们不由自主地选择了更加稳妥、更容易“成功”的方式，不敢去尝试“其他的路”。

一个成熟的社会，应该鼓励自由的选择、鼓励多元的价值和成功标准，鼓励创造和尝试精神，因为这些，才是社会发展、进步源源不绝的原动力。对于年轻人而言，尤其应该如此。

我所希望的“中国梦”，就是在一个价值评价多元、开放、自由的社会，做我想要做的事，不会被逼迫着按世俗的标准去追逐“成功”，可以做些看起来不那么现实的事，不必在年轻时就担心一旦“失败”会如何，不必怕自己“另类”的梦想被嘲笑。甚至，这个社会会鼓励我、支持我去实践自己的梦想，创造我想创造的价值。

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是创造之母

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为什么相比于西方人，我们的人生追求较为单一、同质？一个民族不能宽容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会怎么样？这是萧功秦先生在《为什么我们缺少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一文中的连续追问。

萧功秦说，国人，包括旅美中国人，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方面的追求，讲求生活的享受与安乐，平时谈话的内容不外乎是房子、汽车，不像西方人在人生追求方面那么多元化。在西方也有一些人如此，但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在追求其他东西，例如有的人喜欢冒险，而在日常物质享受方面则相当随便，有的人成了事业上的亿万富佬，但生活却十分朴素，始终开一部普通的车子。钱赚得再多也不会想到买什么高级轿车。他们对于别人以何种方式生活，追求什么，物质生活得如何好，可以完全不在乎。每个人都以自我为中心，追求自己觉得值得追求的价值。换言之，中国人的人生追求相对而言则十分单一，而且很在乎别人如何看自己，既然社会上以物质生活为中心，在从众心理的支配下，人们也就自然会去摆阔，以此来显示自己的成功。西方人的生活追求则比较多元化。甚至连日本人也比中国人对生活价值多元化的追求丰富得多。

这实际上是一个文化问题，是在人生目标追求上中西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反差。

其实，我们现代中国人中并不是没有特立独行的人，每一个民族的文化中总有一些超越性价值的因子。我们历史中有过屈原的浩渺无涯的想象力，有过《史记》中的那种充满悲剧性格的狭义英雄，有过竹林七贤的真潇洒，有过李白的真浪漫。只是这些文化因子在宋元以后逐渐消失了，消失在金榜题名与洞房花烛的世俗追求之中了，或者说逐渐处于休眠状态了。

特立独行的人生态度乃是创造之母。而有没有这种多元化的生活态度与人生哲学，有没有对生活本身的富于诗情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丰度与深度，决定这个民族对人类的文明是否能提供更多的具有原创性的东西。

一个不能宽容特立独行人生态度的民族，是很难产生天才的。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创造力不发达，社会缺乏人文科学的人才，生活没有丰富色彩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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