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异化为私人契约是司法之耻 □和静钧

据6月6日《半月谈》刊载，河南平顶山市中级法院与被害人家属签订协议，法院保证“尽量判处被告死刑”，对等代价是被害人家属不再上访。据报道，“保证书”并未达到预期之目的，当初只有被害家属在上访，后变成双方都在上访，而疑犯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二审多次认定、检方又不能补充新证据的情况下，被超期羁押长达10年。

此案涉及多个方面的问题，如公安机关侦查阶段过分依赖口供、检方又在证据不充分情况下匆忙移送起诉、发回重审之后原审法院处置不当等，这些问题在现有司法制度下具有普遍性，而且这些问题的纠偏也有相应的机制，一般来说，只要纠偏机制发挥正常，这些普遍性问题将依一定司法程序得到解决，如补充证据，在新证据无法补充的情况下遵从“疑罪从无”原则无罪释放刑事被告。

即便是“司法大众化”成为主流，也还是强调同一规则用于同一类案件的原则，司法能动主义并不是司法脱离法律主义，在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兼顾的情况下，其宗旨依然是实现司法正义与公平。

然而，本来只存在“普遍性问题”的并不复杂的案件，却办成了一桩“葫芦案”，或更确切地说是“悬案”，究其原因是司法审判权力中掺杂进来许多原本不该有的因素，导致权力异化，异化的结果，是导致现有纠偏司法机制几乎陷入瘫痪。

第一个因素是司法社会效果评价中的“维稳”因素。本来按理说，一桩公正审判的案件，对社会传递的是“正能量”，起到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维稳”是司法公正的必然结果。然而，在对地方治理中以“维稳”效果进行“一票否决”政绩考核之时，形式主义上的“维稳”需求就会超越实质意义上的“维稳”，它一旦与司法公权结合之后，必然就会产生与当事人进行私下交易的刺激，只要交易能达到预期的效果，什么交易都会被视为正当，而异化的权力一旦又得到“正当性”的支持之后，这类异化的权力，就难以恢复原状。

第二个因素是属于个人权利的信访权能无限逐级上访，而司法救济却只能在二审终局的安排下最终失去进一步上诉的权利，使司法公权力在一定程度上并不能让当事人或其家属有“权利穷尽”之满足感。以满足感为标的，以承诺放弃部分私权和偏袒使用公权力为内容的“契约”就有结成“城下之盟”的空间，导致了权力的异化。

法院对案件如何判决，应是以案件的是非曲直为基础，通过庭审中对呈堂证据的采信和对法律条文的准确适用等活动，最后得出公正的判决，未审先判，或未审定罪，均是对司法公权力的亵渎，任何对公权力的私下承诺，往往最终带来的是对当事人的欺骗。

最后，平顶山中级法院之所以敢以牺牲司法公权力的公正为代价，谋取对方放弃本可正常行使的信访权，是因为遭遇“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之困局之后的另辟蹊径。当所有问题的解决，最终都落在启动案件原始机关的单肩独臂上时，最终变成了原始机关的公检司三方的责任博弈，在“追责”与“国家赔偿”机制之下，变成没有一方担当责任的僵局。平顶山中院将这桩案子活生生办成了“赵作海案”，教训不可谓不深。

（据6月8日《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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