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一家心理研究机构日前通过对1000户城市家庭的问卷调查得出结论:快乐正悄然地离民众远去,而焦虑已成为现代人的心理病。从东部都市到西部农村,从普通民众到达官巨富,焦虑如同空气,挥之不去。
5年前,香港巴士大叔对一位青年咆哮道,“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引起社会共鸣,一时成为社会流行语。活在当下,谁没压力,谁不焦虑?底层自不待言,柴米油盐样样贵,生老病死件件难;中层也不例外,房奴、车奴、卡奴、婚奴、孩奴……“白领”、“金领”,什么“领”,亦不容易;精英阶层衣食倒是无忧,但在社会充满火药味的情绪下,也活得不自在、不痛快。
一个“全民焦虑”的社会,必然是失序的、暴戾的社会。在焦虑的阴影下,社会必然出现分化,沿着各自的路径演进。“沉默的大多数”之外,有的甚至走向极端。据统计,近几年,我国每年约有25万人死于自杀,另有200万人自杀未遂。无处发泄而又心犹不甘的,容易把焦虑外化为暴力,向社会宣泄不满,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充满暴戾之气,“无直接利益冲突”群体性事件增多就是信号;而财富、知识、权力精英阶层,在风险难以预期的情形下,以脚投票,选择“退出”,纷纷移居海外。
“全民焦虑”下的社会,必然是一个高风险的社会。焦灼不安,对未来缺乏乐观预期,公众缺少安全感、幸福感;阶层分化、固化、对立、仇视,人人自危,直接动摇社会和谐乃至稳定的根基。有谁统计过,每年参与的群体性事件,对社会安全构成多大的威胁,又吞噬了多少发展成果?
相对心理学认知范畴的“焦虑”,现阶段“全民焦虑”的内涵显然要宏阔幽深。它既有社会急剧转型,以单位和农村公社为标志的“半传统”社会形态的解体,进入陌生人社会所带来的“不适感”;社会价值多元化催生的精神层面的“混乱感”;也有生活成本急剧增长、收入差距拉大、社会分配不公、社会保障不足等导致的“被剥夺感”;还有公权失范、官员失职渎职等造成的“压抑感”……
总之,一果多因的“全民焦虑”,乃社会发展轨道的偏差所致。“发展”和“稳定”,从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就是国家之大计,两者互为基础,相辅相成。但十多年来,两者之间已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本应两条腿走路的,结果成了“跛子”,“发展焦虑”、“重商主义”催生了“经济驱动型社会”,一切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稳定”被忽略(只有到万般无奈时,才用金钱维稳),平衡被打破,以“全民焦虑”为标志的“社会病”就此暗生。
有专家指出,我国正进入“全民焦虑”时期,是现代化路上的“阵痛”,早已被西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发展经验所证实。我们要正视“全民焦虑”,尽量缩短“疼痛期”——以创新的社会管理和完善的社会服务,纾缓、抚慰公众的积压已久的焦虑情绪,增进社会稳定,推动社会发展。
(据10月22日《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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