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她,由一次“七一”文艺汇演,相识在上世纪70年代末。当时,我们读初三的两所学校虽相隔不过十几里,但由于严格的“纪律”、崎岖的山路,致使我们只有怀念,难得相见,于是那一张张青涩的小纸条就成了我们沟通的唯一渠道。为了不让传纸条的同学“偷窥”,我是里三层、外三层包了,用浆糊粘好后,再偷偷摸摸地递给同学,传给她,生怕别人看见。如若遇上早早放学,那便是我的节日。我定会骑上自行车,翻山越岭赶到她的学校。透过她宿舍的后窗户,向里面吹口琴招呼她出来。一来二去,只要一听到口琴声,整个宿舍就翻了天。
那年中考后,她上了师范,我读了高中。她在外地,我在县城,相隔数百里。一封封写满相思的书信,便通过邮车、邮递员,串起了两地的心、难舍的情。透过融进感情的字里行间,了解了彼此的学习生活、烦恼苦闷,一起祝贺学业有成,一起排遣孤独落寞。有时还会在信封里夹上一张刚照的相片,或者一枚刚摘的树叶。她说,信中读到我的影子,嗅到我的气息;我说,信中读到了她的成熟,发现了她的眼泪。那段时间,学校的传达室就是我们的相思驿站,一直延续到走上工作岗位。
她分配到一所乡中学教书,我则晚两年分配到县高中教书。庆幸的是学校传达室都装了电话,可以互通信息。她那边老师少,打电话方便些,我这里却要排队。你在前面通电话,后面等着一堆人,想要说点暧昧的话根本不可能。因此,我们约好咳嗽两声就代表“想你”,咳嗽三声就代表“我爱你”。那天,她心情高兴,我咳嗽两声,她咳嗽三声,咳嗽个不停。后面等电话的不耐烦了,我只好回头抱歉地说:“对不起,我今天感冒了!”第二天清早,她便来学校看我,带着感冒药。后来电话方便了,电话卡、磁卡攒了一大摞,再也没有了“感冒”的尴尬。
1991年,我们结束了马拉松式的恋爱,组成了家庭。随后,她调到县城,我调进机关,都配了手机,且几年间换了好几部。这样躲在无人角落里,想聊多少时间就聊多长时间,只是每月的手机费都要透支。中午吃什么饭,回家买什么东西,这些家长里短,只一个电话即可搞定。工作关系,我经常下乡出差。我走到哪里,她的电话便跟到哪里。但这不是跟踪,而是照顾。注意安全、天凉加件衣服、出门带好雨具、少喝酒多休息、感冒记着吃药……有手机在身边,便如她在身边,倍感温馨和温暖。
2003年,家里添了电脑,装了宽带。从此,除去手机,我们又多了一条便捷的交流途径。每次出差到外地,我都会抽时间找网吧(后来用笔记本),通过QQ视频与她面对面聊聊异地的城市、景点,聊聊家里的闲事、花草。有时,我会告诉她头发乱了、嘴角还有一小片菜叶;有时,她也会告诉我,脸上又长小痘痘啦、眼圈发黑没睡好吧;有时,我家那位小公主也会在摄像头前上蹿下跳,抢着插话。心里那个美呀!虽远隔千里,就如在家里。
结婚纪念日那天,她翻箱倒柜地找出了我写给她的一堆小纸条、书信,我也找出了那把依旧锃亮的口琴、两部换下来的旧手机,不约而同在床上摊开了几十张花花绿绿的电话卡。回忆过往,我们相识在“七一”,又沐浴着党的光辉,相恋、相知、相守在新生活的灿烂阳光下,不由感慨万千。接下来,我俩忙活了几个小时,用数码相机把这些历史的见证都拍下来,再配上结婚照、女儿成长照、全家福,制作了一部精美的电子相册,背景音乐就是那首饱含深情的歌曲《当我想你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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