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该站在 窃听丑闻 的“被告席”上

□新华社记者 夏文辉

英国《世界新闻报》窃听丑闻成为一场政治海啸，媒体、警界和政界人士纷纷卷入。当丑闻的盖子越揭越大，更多的人将接受听证、询问乃至审判。随着案件调查的深入，人们不禁要问：谁该为这起彻底激怒公共的丑闻负责？

首先应该站在被告席上的是那些没有道德底线的媒体和媒体人。相关的调查已经证明，《世界新闻报》多年来的窃听勾当并非偶发，窃听行为也绝非《世界新闻报》孤例，英国还有媒体涉嫌窃听，美国联邦调查局也在着手调查新闻集团旗下媒体的窃听嫌疑。

被告席上，还应站着西方媒体的逐利本性。窃听丑闻，是媒体在竞争中用非法手段获取新闻信息，本质上是哗众取宠、扩大发行的谋利行为。在西方，商业性已经成为媒体的突出特征。美国学者麦克切斯尼说，“商业至上原则已经全面掌控新闻，成为多数记者和编辑追逐的目标。”

西方媒体的逐利本性侵蚀了公正的社会环境。在这次窃听丑闻中，英国警方饱受指责，就在于其从业人员在利益的诱惑下充当无良媒体的差仆，丧失了操守，背叛了公众。

被告席上，还应该站着催生窃听丑闻的机制和制度。按照西方的新闻理论，新闻要独立，与司法、政府的关系要撇清。然而，据英国媒体披露，新闻集团的高层同英国卡梅伦政府过往甚密，同往届政府也有往来。又据美国媒体披露，迫于压力，新闻集团近日承认对包括美国众院议长博纳在内的美国议员捐款。另据报道，在英国议会的听证会上，当被问及与多任英国首相会面频繁一事，默多克脱口而出：“我倒宁愿他们别来烦我。”

这短短一句话，透露出政界与媒体多么错综复杂的关系。在这样的政治生态下，政府与媒体之间“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媒体刻意为政府护短，政府对媒体的非法行为视而不见，从而导致类似“窃听门”之类的丑闻出现。

回顾西方新闻史，新兴的资产阶级在17世纪为冲破封建政权的桎梏，高举新闻“独立与自由”的旗帜，为新生的资本主义呐喊、护航。在历史的进程中，新闻“独立与自由”始终为资产阶级政治斗争服务，并伴随资本主义的发展，沾染了种种劣行与积弊。事实证明，这样一种本质性、机体性的病根，无论进化以多么高超、巧妙的新闻操作，都免不了反复突破社会大众的认知底线，被各类丑闻一次次戳破脓包。

然而恰恰缘于这根本的原因，一次次的丑闻往往激起一场政治、商业斗争的喧嚣，而其结局又往往以惩治几个涉案的记者编辑而收场。

眼下，窃听丑闻的事态走向似乎又类似地朝着政治和商业斗争的方向发展。英国政坛的攻防战已经开始，新闻集团的媒体帝国也受到来自世界各个方向的冲击。一场喧嚣之中，公众只是看客，窃听丑闻的受害者并未得到认真的关怀。

可以断定，这样一场震动世界的丑闻，一定有人为劣行付出代价，站到被告席上接受审判。然而那被告席上，除了那些涉恶者，最该站着的是滋生这些丑闻的西方新闻观念和制度。而他们，又将再一次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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