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

■ 邓海建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和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目前，中国大学毕业生的起薪与农民工工资差距在逐渐缩小。虽然他强调说，大学毕业生工作几年后的薪水变动率远高于农民工，但这仍可能会造成一种负激励效应，“干吗上大学？”（《新京报》11月22日）

上大学干吗？这既要问大学，更要问社会。如果大学告诉我们说，你来念书就是为了谋得一个好工作，“劳心者治人”；如果社会告诉家长，大学就是高贵教育，旨在将来收获人生的硬通货——那当大学生薪资待遇与农民工看齐时，这知识还真没能改变得了他们的“命运”吗？昂贵的高等教育要脸红，注水的就业率要脸红——干吗上大学？

我们的价值判断往往来自生活经验，所谓知识改变命运的“能”与“不能”，大抵是从整体而言，无法适用于每个个体。尽管2009年大学生起薪与农民工差距拉大，但从2003年以来的数据看，这之间的薪酬差距呈缩小的趋势。于是有人觉得读大学似乎是个很没有性价比的事情，甚至担心它会不会对教育大计形成事实上的负激励。

大学门槛越来越低，眼下大学生的含金量已逐步下降，加上就业形势严峻、结构性失业的存在，大学生起薪低，完全是市场规律使然。至于大学生的工作还不如农民工好找，在于随着公民受教育年限的延长，其知识专用性也越强，在劳动力市场上找到匹配岗位的概率就越小，“读到博士以后的工作更难找，因为匹配率更小”，加上各自的期望值差异，农民工的就业优势愈发明显。

但大学生的命运，果真与农民工只有三两百元的距离吗？在“起薪”之外，人生中还包含着更为重要的“发展机会”、“后赋潜能”等。农民工的人生往往是直线的，沿着起薪的不堪，举步维艰；而有真才实学的大学生的人生是曲线的，也许会有起落，但未来预期相对更好。所谓知识改变命运，其实改变的是人生向上的机会，而不是立竿见影的知识货币化的能力。

杜威有言：“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我们冀望知识能在社会序列中赢得物质化的尊严，但能改变命运的，除了知识，还有制度、性格、环境等。知识改变得了命运，也必须依仗知识改变个体及社会的命运。在纵横捭阖的历史演义里，知识越是不那么急功近利，时代越有生生不息的活力。  

（据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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