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迁问题，当心走向另一个极端

拆迁问题从补偿极少到巨额补偿,从一个极端走向另外一个极端，带来巨大问题。我们在同情拆迁自焚者的同时，也不能忽视拆迁暴富所带来的各种恶果。难以想象的巨额补偿不但催生食利阶层形成，而且会引发新的社会不公，造成极强的模仿效应，派生出众数的“拆迁钉子户”去“要挟致富”。长此以往，必将损失公众利益，使我国患上“印度病”：拆迁奇难，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奇差，公司单位只能自己建路，自备水电设施。在这种公众利益都难保的背景下，个人利益其实也难以彰显。目前网络盛行一股极端推崇个人利益而忽视集体利益的歪风，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在日韩中国等东亚国家向来尊崇个人服务集体的文化里，只能过早地消融掉国家快速发展的机体，走向难以自拔的发展陷阱。

过分地渲染拆迁悲剧不能因此而忽视拆迁暴富悲剧。

今天两则有关拆迁的新闻引起社会关注，一则是由那场唐自珍拆迁自焚引发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修订案，据说很快要出台了，据说要按市场来补，催生更多的拆迁暴富者。紧跟拆迁的是另外一则新闻，《央视新闻1+1》对拆迁暴富者的曝光。有民谣为证：要嫁就嫁富二代,要娶就娶拆迁女。北京大望京村因拆迁补偿总额高达50亿，村里1700户,户均近300万, 20% 的住户甚至拿到六七百万，因拆迁获得了几百万、几千万，甚至上亿补偿款时,出现许多怪象: 一场拆迁巨额补偿下来，家庭净是闹离婚的，出了上百起官司，有母亲告闺女的，有哥哥告弟弟的，姐妹闹得谁也不理谁的，大打出手的，还有莫名其妙20多人离世的，这显然都是拆迁费给闹的，看来拆迁致富其实也是挺毁人的。

拆迁暴富不但带来了个人的悲剧，更引发社会的悲剧。一场拆迁，获得工薪阶层劳苦几辈子也不可能获得的财富，引发人们对财富分配的担忧。当大多数人还为房价涨跌担忧时，在北京、深圳、广州出现许多因拆迁而一夜暴富的案例，诸如：深圳岗厦村拆迁集体暴富，造就10个亿万富豪；广州市天河区要进行“大规模改造”，当地村民因拆迁补偿而一夜暴富，每户村民都将有过百万元身家，最多一户可回迁近5000多平方米，估价超5000万元。

一夜暴富是有社会代价的，从一个极端到另外一个极端都不好，而且还是不劳而获，使大多数劳动者产生不公平感，更加产生仇富的心态，动摇劳动者依靠个人劳动致富的努力。几千年来中国都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人为地去增加不平等，也会使社会动荡埋下隐患。

另外拆迁暴富也形成食利阶层，使那些致富者不劳而获，靠食利而生活，劳动的乐趣丧失，不少人甚至陷入吸毒悲剧之中！

拆迁暴富少数人是以牺牲公共利益为代价的，让人想起了“印度悲剧”，使中国过早患上“印度病”，拆迁暴富将牺牲中国的经济增长。

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个是德国人几年前在总结京九线时认为，总有一天，基础设施会因巨额的拆迁成本而难以为继，从而陷入“印度病”的陷阱。另外一个印象是这些年印度一直被西方推崇将要超越中国，而限制印度进一步发展的恰恰是它的难以为继的基础设施建设，而中国的快速发展是因为我们有一个一直被忽视但却快速发展而强大的基础设施，虽然地区间差别很大。为什么中国的基础设施等公众利益项目比印度强许多？因为我国没有印度难拆迁的印度病。

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些，过分地西方化，盲目忽视掉集体公众利益，我们恰恰就会落入早已预设的陷阱里去。连极度推崇个人主义的美国，现在企业家的必修课一定有“抱团打天下”。那些盲目“推个抑集”的思潮是不是也得悠着点？

应该对巨额补偿款征收暴利税，调节社会分配，彰显社会公平正义，否则的话，于国于民于己三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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