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为什么看不惯凤姐发表诗作？ ■ 郑渝川

陕西省著名文学期刊《延河》近日收到网络红人凤姐的诗歌投稿。该刊编辑部认为凤姐的诗作，符合用稿标准，予以刊发。《延河》杂志的官方博客上还公布了对凤姐诗作的文学评论。该刊编辑及有关诗人均认为，凤姐的诗写得不错。

对此，一些网民认为，“把宝贵的版面，留给这样一个靠搔首弄姿招徕世人眼球的凤姐，浪费了，《延河》毕竟不是娱乐性杂志，应该对凤姐式的人物加以拒绝。”也有人表示要重新审视和评价凤姐。

目前许多人倾向于认为，凤姐本人或其策划团队借机炒作。但即便如此，又有什么关系呢？如果说，文学期刊乃至所有开通投稿窗口的传媒出版业，在选用稿件作品的时候，非要以“动机论”，或者像国内某地那样对公民的道德水准评出个三六九等，那么一来，非但不会提升文学和新闻作品的质量，反而会带来倒退。

道理很简单，动机只能估量，人为操作的空间太大；而道德评价，则常常被权力或社会观念所左右。若二者相结合，只能造成对作品的评价和鉴赏，变成对作者的强化审查。这样一来，就大大超出了公民守法，以及其作为撰稿人时所需遵从的道德伦理、社会其他规则等方面的要求——众所周知，古今中外，名家、名篇的作者，不乏放浪形骸之辈，许多人在所处时代颇具争议甚至基本不被业界、舆论所承认，如果审查过于强化，他(她)们及其作品是不可能有机会为后人所知晓的。

可能会有人反驳我，凤姐怎么能跟文学、文化史上的名家大家相提并论呢？这种意见仍然是变相的“看人下菜碟儿”，似乎是说，只有大作家、大画家、知名艺术家才有“合理”引起争议的特权？

这里需要提出一个设问，为什么我们中的许多人，会下意识地排斥凤姐与文学、文学期刊、诗歌(及其发表)等名词在一起？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来看一个类似的例子。曾任湖南省临湘市副市长、后转到该省某学院任职的姜宗福，在副市长任上，发出实名网帖，炮轰张艺谋和高房价；后来还推出一本号称“全写真式的官场‘暴露\’纪实文学”作品，在书中揭秘官场潜规则，其中“领导签字”一说广为流传(字是横着签的，即“可搁置不办”；若竖着签的，则要“一办到底”；“同意”后面是一个实心句号，说明这件事必须“全心全意”办成，反之，若是空心句号，百分之百办不成)。网民们对姜宗福表示佩服的同时，也多承认其言行太过突兀；而不少公职人员也认为，姜本人是机关潜规则的破坏者。

实际上，凤姐也好，姜宗福也好，以及之前若干个商界、政界、学界知名人士“跨界”行动，等等，造成的突兀感，来源于当前一种简单化、单一化的社会身份标签划分。在社会、经济、政治体系中，人与人得以区分，必然依赖于各自身份标准的区别。但正如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佛大学教授阿马蒂亚·森在《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一书中所指出的，社会、经济、政治体系及其参与的各类人群，往往将人的主要身份标准固定化、标签化，泯灭其他次要的或不甚显著的身份标准、人格和行为特征。就像姜宗福那样，官员就是官员，如果出来写小说、发网帖，暂且不论他说什么、写什么，说与写的姿态，就意味着仕途风险，以及媒体、网民感觉到的错位感。

同样，当凤姐被一部分人认定是恶俗文化的代表时，我们习惯她和她的策划团队，按照大家的“期待”，走网络红人惯有的“炒作套路”，“老老实实”地为国人制造茶余饭后的笑料。换句话说，哪怕凤姐不是炒作，哪怕她本人写出了能发表甚至能得大奖的诗歌，仍会有相当多人在根本不读凤姐诗作的前提下，延续过往的标签化评价。

这种局面，是不是很像凤姐诗作中的两句：

“晨光中，一只刺猬招摇过市

所有树叶开始朝一个方向聚拢……”

（据《深圳特区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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