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采访先审批”显示权力傲慢与心虚 ■ 邓海建

“要采访先审批”，已是明目张胆的非法之举。对于关乎公共利益的事件，就是普通公民，也有知情的权利；所谓采访审批程序，事实上就是给记者从事新闻采访活动设限，实质是变相设置行政许可。新闻出版总署已给记者统一发放了记者证，此为记者最权威的身份证明和权利护照，无须再有其他的行政审批。

记者就金浩茶油被传致癌物质“苯并芘”超标6倍一事前往湖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采访时，被要求填写《新闻媒体采访申请表》，等待相关处室负责人、分管局领导等各级层层审批。媒体采访须先通过“行政审批”的做法令公众颇为愤懑。（9月7日《法制日报》）

从权力来源上看，应对突发事件或公共事件，职能部门是没有沉默权的，因此，我们早就在新闻发言人等制度启蒙下，跨过了“无可奉告”的年代。但因为知情权往往和监督权联袂，权力对曝光多少有些心有余悸，总要锻造出各种玻璃天花板，让看似程序合法的知情诉求碰得头破血流——譬如“要采访先审批”。

金浩茶油事件中的兜兜转转，其实早被公众猜得八九不离十。剩下的，只是在求索真相的证据、追问究责的步子而已。毋庸讳言的是，地方质监部门已经在事件的起承转合中斯文扫地：譬如质监局隐瞒信息竟达半年之久；譬如质监部门竟然与厂家“携手辟谣”……直到东窗事发，厂家搬出了道歉信，质监部门仍自岿然，对于上门要求采访的记者甩出审批表、让其“回家等消息”。至此，新闻单位正常的新闻采访似乎成了向湖南省质监局申请“行政审批”。个中滋味，不免令人浮想联翩。

流言止于智。信息时代，流言只会止于公开。地方质监部门在食品安全事件中的迟滞诡异，已经令监管公信戕害殆尽，甚至闪现出渎职与违法的魅影，按理说，借助媒体公器，洗清寻租等嫌疑，是最为迫切的事情。记者寻访上门，自是多了解释与沟通的渠道，何以冷面相向？这样的姿态，要么是不待见舆论的傲慢，要么是无可粉饰的心虚。

但不管怎么说，“要采访先审批”，已是明目张胆的非法之举。首先，根据2007年国务院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金浩茶油事件关乎公共利益，质监部门的作为更属于须重点公开的领域，别说记者，就是普通公民，也有知情的权利；其次，所谓采访审批程序，事实上就是给记者从事新闻采访活动设限，实质是变相设置行政许可，而根据我国《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地方政府部门无权就行政许可的事项作出规定。政府部门可以要求下属单位和官员主动配合新闻媒体的采访，但不能以程序为名为新闻记者采访设置任何障碍。此外，从法理上讲，新闻出版总署已给记者统一发放了记者证，此为记者最权威的身份证明和权利护照，凭着这张证明，记者就拥有法律赋予的信息采集和访问的权利，无须再有其他的行政审批。

所谓审批，尽管有“批准”的可能，但很难想象，当公共事件剑指受访者的不法不仁不义，审批还会那么顺畅吗？就譬如当记者填完《新闻媒体采访申请表》，却被告知审批此表的领导“到外地开会去了”。简言之，要采访先审批，也许只不过是“无可奉告”的温柔版罢了。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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