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审批者才能治好“带病复出”乱象

曹 林

到底是谁顶着中央“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的禁令让两官员带病复出了，又是谁隐藏了对两位官员的任职信息——不问责和严惩这样的官员，遏制带病复出的禁令将毫无权威性和严肃性。

石首事件过去已经有一年了，犹记得该事件发生一个月后，当地启动了问责制，石首市委书记钟鸣、市委常委唐敦武因处置“6·17”事件不力被免职——严厉的问责对官场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可近日一篇湖北荆州市荆州区法院院长论文称，“石首事件”主要问责官员钟鸣与唐敦武，早已经分别被任命为荆州市委副秘书长、荆州市开发区副主任，在被问责不到一年内“复出”。（7月12日《东方早报》）

比官员带病复出更让人惊讶的，是“带病复出”的复出。官员带病复出曾是前两年隔段时间就曝出的丑闻，先是进京抓捕记者的“最牛县委书记”复出，再是黑砖窑被问责者复出，再是三鹿丑闻中被处分的官员复出——为了遏制这种复出乱象，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09年7月印发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特别强调被问责者“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明文规定之下，带病复出似乎得到了遏制。

可石首被问责官员悄然复出提醒公众，石首式复出可能一直神不知鬼不觉地进行着。过去一年，两人在公开报道中几乎失踪了——似乎处于被问责中。可事实说明，他们不过是在有实无名地复出，让媒体抓不着把柄，让公众也无法监督。论文不小心结束了他们的复出梦，可公众焦虑的是，不知道还有多少被问责的官员在悄然进行着石首式的复出，根本无法发觉？

这种情况下，问责很多时候成了应付舆论一种方式，等热点过后就让官员躲着舆论悄然复出。一次次对带病复出的曝光，根本未能阻挡住他们复出的脚步，只不过丰富了带病复出的反监督经验罢了。

石首事件等被问责官员的复出，暴露了问责制和“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最大的制度软肋：很大程度上须依赖舆论外在的监督和媒体的紧盯，体制内和官场中缺乏一种严格的执行力和刚性的规范力量，监管着被问责官员受到应有的惩罚。这说明，遏制带病复出如果没有配套的制度推进落实，没有严格的执行力保证制度得到执行，规定很可能被地方的软抵制所化解，问责起不到应有的警示作用。

强化制度的执行力，首先是强化对带病复出审批者的严惩。带病复出者不可能自动复出，总有人许可和审批了他们的复出，到底是谁？媒体曝光过许多复出丑闻，处理结果多是取消复出任命，而作出任命决定的人轻易逃脱了责任追究。不严惩复出的任命者，“复出禁令”怎么可能得到执行！强化执行力，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官员任命之类政务信息的公开，将被问责官员始终曝光于舆论的关注之下，让其无法以躲猫猫的方式复出。石首官员的复出保密所以做得好，主要就在于掩藏了任命的信息，这使他们的复出轻易逃脱了公众的监督视野。

强化问责制的执行力，就先从石首这起复出事件着手吧，到底是谁顶着中央“一年内不得重新担任与其原任职务相当的领导职务”的禁令让两官员带病复出了，又是谁隐藏了对两位官员的任职信息——不问责和严惩这样的官员，遏制带病复出的禁令将毫无权威性和严肃性。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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