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
6月13日,江西武宁县籍数名大学毕业生向记者反映该县近期考录一些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其中一个“硬性”条件就是限招正科级干部家属,其他人都被排除在外。他们指责有关部门如此设置门槛违背国家用人政策。记者随后将他们的意见转告给了武宁县人事局相关部门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会向领导汇报,由领导决定如何处理。(6月19日《西安晚报》)
只招正科级干部家属的悖谬之处无需过多置喙,这纯属是将潜规则显性化,已经不惮于突破最后的底线。在类似权力世袭此起彼伏的语境中,我们对这些乱象已经变得悲伤而愤怒。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是那些被排除考录在外的农家子弟的感慨。“我的家就在农村,祖祖辈辈都是农民。父母花费大量财力送我读书直至大学毕业。我的短期目标是通过考试能够进入行政事业单位工作。如果全国都按照武宁县的‘限招\’政策来做,那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就永远难有出头之日,那社会上就只能滋生‘官二代\’了!”人们常说读书改变命运,教育是改变贫穷世袭的调节器,但这些孩子仅仅因为父辈是农民,而没有一个当官的爹,就被剥夺了考录事业单位的资格,情何以堪?
多年前,社会科学院发布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指出,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北京大学学者文东茅研究发现,家庭背景对毕业生职业和薪酬的影响,已经形成一种近乎世袭的特点。这无疑是可怕的!“龙生龙、凤生风、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已被证明荒诞不经,但为何仍会出现大量不合理的权力世袭?
率先采访“罗彩霞事件”的记者刘万永曾经感叹,但凡来自农村的人都知道,为了供养一个孩子读书、考大学,农村家庭往往举全家之力,有时甚至出现哥哥读书、妹妹打工,妹妹读书、哥哥打工的苍凉情景,整个家庭就是希望孩子能考上大学,找一个体面的工作,然后不再修理地球,过侍弄土坷垃的艰辛日子。如今,我们看到不少农家孩子终于大学毕业,但遭遇择业之困。
恰巧,笔者日前读到经济学家王小鲁先生所提出的论调:中国的“新底层社会”正在形成并走向刚化。所谓“新底层社会”,包括失地农民、被拆迁的城市居民以及不能充分就业的大学生群体,还有因为高房价坠落的“城市中产”、未被利益集团吸纳的知识分子,加上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农民工、下岗失业工人,组成庞大而复杂的底层社会,并且正逐渐走向刚化。那些在就业中屡屡碰壁的农家子弟大学生,就属于新底层社会之列。而新底层不断刚化的现实,足以说明社会阶层的日益固化。
社会阶层的固化会带来两大后果,一是社会流动陷入凝滞化,长久下去社会便会失去生机活力,于长远而言社会就会发生对立甚至断裂。二是社会情绪日益激化,正如有人所担忧的情况,社会关系逐渐干燥,一擦就出火。因此,有识之士呼吁:让社会空气湿润一点。社会空气何以湿润?最基本的润滑剂就是公平正义得到捍卫,使人不至于失去希望。那些弄权的人该收敛了,那些制造社会不公的人该醒悟了,那些激化社会矛盾的人该受到惩处了。
(据《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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