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代农工自杀案折射出什么？

■ 新华社记者 段菁菁 张乐 

两位相约自杀的新生代农民工骨灰从他们的打工地浙江台州回到四川老家安葬。农民工自杀虽为个案，但其中反映出的一些问题引人关注。

花样年华消极归宿

5月4日晚，阿友和堂哥陈建、好友李鑫相约自杀。21岁的陈建和19岁的李鑫经抢救无效死亡。

之后的十多天里，花样年华的深圳打工者祝某、梁某相继坠楼自杀，让富士康集团成为社会舆论焦点。

三名四川籍年轻农民工相约自杀、富士康半年内多人跳楼，新生代农民工自杀事件让人们对这一群体面临的生存压力和他们自身存在的心理健康问题更加关注。

相约自杀前，阿友在学美发，陈建学厨艺，李鑫送外卖。三人境遇相似，都从四川随打工父母到台州，读完民工子弟学校，因为成绩不好升学无望，留在台州打工。

由于各方面不如家里其他兄弟姐妹，陈建和李鑫是父亲打骂对象。阿友常和这两位朋友彻夜不归。阿友母亲说，虽然平时忙于生计，家庭沟通非常少，但对儿子十分疼爱，“打工的钱自己用，吃穿用全是我们的。”家里对儿子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学门手艺，晚上十二时前回家睡觉。

“没有留下遗书，事发之前没发现有任何异常。”阿友母亲说，至今她都想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会萌生自杀念头。另两位青年人的父母也说，自杀前没打骂过儿子。

主要推手：脆弱人格

周围的人普遍认为他们的脾气不太好，做事不够勤快。曾和他们共事过的阿杰说，“陈建脾气比较暴躁，受不了委屈，阿友比他好一点”，至于做事，“叫了才会动”。

“家庭沟通不畅、人际交往匮乏、理想和现实存在差异等，这些都使他们心存压抑。”台州市中心医院精神卫生科主任医师杨伯泉说，看不到未来，又不能及时从自己身上寻找原因，他们选择了一种消极的归宿。

对富士康事件，有企业内部员工说，在生产线上，不能随意说话、不能接听手机、无人顶替不能离岗，而且不少基层管理人员态度恶劣，对普通工人很不客气。在这样的环境下，心智、情感、经验尚未长成的年轻人，会有孤苦、无助、无奈的感觉。“所以不难理解，个别敏感、脆弱的人在无法承受压抑时，会选择极端方式。”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

杨伯泉认为，“80后”、“90后”打工者，普遍存在意志力不强、认识狭隘、经不起生活磨难等特问题，脆弱的人格成为他们走向绝路的主要推手。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困惑已经成为当前社会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之一。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新生代农民工随父母到城市生活、工作。

与第一代农民工懂得勤劳致富，明白“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道理不同，新生代农民工的吃苦意识薄弱。他们中许多人从小在城市长大，没吃过农村的苦，向往城市生活却无法真正融入其中，这使他们对农村缺乏感情，对城市生活充满艳羡。

“他们希望能在城市里改变自己生活状况，渴望真正融入城市。但他们真正能够分享社会发展的成果却很少。”浙江省社科院社会学问题专家杨建华曾参与一个关于“中国农民工生存状况”调研。结果显示，农民工、包括新生代农民工不仅在经济上承受低收入高消费困惑，在精神生活上也存在焦虑和压抑问题。

自身努力 社会帮助

大批人口向城市迁移，却没有相应的社会管理机制配套。家人的过高期望和简单粗暴教育，本地人对他们的“另眼相看”，以及向上流动空间的缺乏，这些让新生代农民工心理不平衡。

杨建华说，如何解决农民工生活和精神上的问题，如何保障他们享有应有权利，是社会应关注的。

“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每个个体梦想实现的基础上，建立在每个个体生活改善、社会地位提升、社会身份改变的基础上。”杨建华说，杜绝新生代农民“消极归宿”，需要他们自身努力，也需要整个社会帮助。健康的个性人格和健全的社会制度，不仅能帮助农民工真正实现在城市中的梦想，同时能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和源泉。

（新华社杭州5月23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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