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问责不应因救援成功而减轻 张贵峰

山西王家岭矿难抢险救援指挥部新闻发言人刘德政5日证实，指挥部已要求生产经营单位按照事故调查的要求准备资料。这是官方首次表示将启动问责程序。同时，刘德政认为，随着153名被困者中的115人获救，善后处理的工作量将少于预期，压力有所缓解。(《中国青年报》4月6日)

在王家岭矿难救援取得巨大成功——“153名被困者中115人获救”的背景下，“善后处理的工作量将少于预期，压力有所缓解”，这当然不难理解。毕竟，大部分矿工得以生还，一方面，矿难造成的损失确实被大大减轻了，另一方面，善后工作的难度和工作量，如安抚家属、损害赔偿，也势必有所减少。

但是，将此与“启动问责程序”联系起来，细加品味不免又让人产生一种担心和疑惑——“115人获救”是否也会成为减轻问责压力和力度的一个理由，果真如此，这样的理由是否成立？在笔者看来，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首先，从逻辑上看，“115人获救”固然极大挽回了矿难损失、降低了此次事故危害的严重性，但从根本性质上看，矿难问责与矿难救援，仍是两个完全不同范畴和层次的问题。前者指向的主要是“矿难为什么会发生”，而后者则主要是“矿难如何善后”的问题。因此，两者不宜简单混为一谈。

更何况，即便救援成功，也不能因此而折抵问责追责的力度。从目前情况来看，“115人获救”也仍然难以遮掩此次矿难事故造成的巨大危害。据救援现场的最新消息，目前“已找到6名遇难工人遗体”，同时，“仍有32人生死未卜”。而我们知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一次死亡30人以上……或者1亿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即为最高级别、性质最恶劣的“特别重大事故”。这意味着，即便“115人获救”，如果剩下的32人最终未能生还，此次王家岭矿难仍是“特别重大事故”，必须予以最严厉的问责。况且，即使剩下的32人最终获救，也掩盖不了此次王家岭矿难中的诸多“人祸”。

此外，我们还不应忘记，此次“115人获救”的成功，并不是凭空获得的，而是支付了巨大社会成本、公共资源的结果。其中，无论是人力，还是物力财力，也无论物质还是精神成本的投入，如果仔细盘算一下，恐怕都将是一笔惊人的数字。当然，“生命无价”，因此就救援本身而言，支付再大再多的成本都是必须的。但是，就矿难原因的追究、问责而言，这笔巨大的成本账，显然又不能忽略不计，而必须算到造成矿难发生的责任者头上——如果不是他们玩忽职守，“探放水措施不落实、劳动组织管理混乱、施工安全措施不落实”，矿难何至于会发生，又何至于置153名矿工数天数夜于生命险境，不得不耗费如此巨大的成本实施救援。

所以，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笔者以为，此次王家岭矿难的问责，都不应因救援的成功而减轻力度、轻易放纵姑息了那些对矿难的发生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责任人。必须认识到，此次救援的成功，固然是个大大的好消息，但首先却是建立在一个坏消息基础上，并由此派生而来的，这个坏消息就是：原本不该发生的矿难还是发生了。

（据《燕赵都市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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