霓虹国的霓虹

□ 王东豪

来日本已经三年多，在这儿经历了从学语言、打工挣钱养活自己，到考取九州大学大学院，三年里经历了无数的风风雨雨，好在自己运气足够好，虽然一路上有过磕磕绊绊，但还是幸运地走到今天。

2017年我在国内大学一毕业，就去了东京的一所语言学校，期间边学习语言边准备意向院校的资料，并最终申请到了九州大学的研究生资格，之后经过修士入学考试和面试，一直到今年入春，我才正式成为大学院生，却赶上了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今年整个学年的前期，除了一小部分的老师会选择在室内授课以外，绝大多数的课程都以网课的形式进行，而我所在的研究室每周2次的学术研讨会议也转到了线上。

4月7日晚，日本政府宣布东京、神奈川、埼玉、千叶、大阪、兵库、福冈等7个都府县进入“紧急状态”，中国名古屋总领馆也呼吁旅日中国同胞配合日本政府防疫政策、减少外出。和国内村支书苦口婆心的广播，执勤人员守护小区入口的全民共抗疫不同，日本的措施靠的是紧急状态宣言下的“自肃”，也就是自我克制的方式来控制疫情，并最终把疫情控制在了世界平均水准以上，正是日本社会的注重礼仪、不爱麻烦他人的风气的功劳，再加上他们的“国民病”——花粉症，使他们平常就养成了戴口罩的习惯，这样的习惯，在这次疫情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为了稳定民心、刺激经济，日本政府发放了国民补助金，文部省有学生支援金，同时学校也发放了救济金，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我当时的经济窘境。

至于防疫物资就不是那么友好了。疫情在日本爆发后，各大药妆店、超市的口罩和消毒液在每天开店后就处于脱销状态。当然如果开店前提前一两个小时排队，或许有机会抢到当天的份额，亚马逊上更是贵上十多倍。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下，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总领事馆通过校友会组织为我们留学生发放了健康包。虽然看过《战狼》，也看过《红海行动》，却没曾想远水真的能解近渴，让我切身体会到自己身为中国人，拥有一本中国护照是多么的自豪和幸运。

选择来日本留学，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日留学生只需要办理“资格外活动许可”就可以做兼职工作，这给经济本不宽裕的我带来了很大帮助。那么，我就以刚去东京语言学校学语言时为例来讲讲。

和很多人不同，在日本我需要独自负担学费和生活费，而由于日本限制留学生每周兼职时长不得超过28小时，所以我只能选择晚班10 点以后加薪25%的工作。

当时我选择做的是一份夜间给各种店铺地板打蜡的工作，你没看错，就是通宵，每晚看工作量，一般每天会给2至6个店打蜡，休息时可以跟同行的日本社员聊天，遇到交流困难的情况就用手机翻译，现在想来，当时学的口语比课本里的更接地气。由于日本的语言学校都是半天授课制，我选择的都是下午上课，这样放学后，回家修整，晚上出发，次日清晨打卡下班。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下，我每个月能领到十七八万日元，最多的时候领到了25万日元，最少也有10万日元，即便东京的物价全日本最贵，我依然能勉强解决学费和生活费的问题。

但是，如果仅仅是为了补贴生活，我大可以随便找一个兼职，按心情出勤。由于日本少子化严重，这边找兼职很容易，电车站有免费的招工指南，网上各种兼职app ，其对语言能力的要求，取决于职业种类。我遇到过很多在超市摆货和收银的东南亚人，只会说固定的几句话。事实上，有很多类似于搬家公司、捆包分类、交通指引这些耗费体力的工作，对语言要求并不高，而且就时薪来看也并不算低，重点是这些工作，一天1万日元以上的现金工资也是有的哦，你能想象到日本的劳动力稀缺程度吗？

来日本至今，东京、大阪、京都、福冈……重量级打卡点都有我的记忆。但我印象最深的还是独闯东京时的点滴。

也许我的运气不错，第一份兼职就是跟着会社车队外出打蜡的工作。一年中大半时间，夜幕里的我穿梭在CBD楼宇间的高架上，六本木、新桥、台场等内透的建筑群，斑斓绝艳入目不暇；狂风暴雨里飞驰在跨海大桥上，抵抗着横风，惊叹着弥漫在水气里的东京湾的混沌与朦胧；飒爽时节里回环在千叶的山路上，从胜浦到鸭川，一路山荒草枯和零星房屋，沿着太平洋西岸看海天一线日出东方；黎明时倦躺在驶离市中心的电车上，呆望着对面的反方向班次上人头攒动，感叹流年绰绰。“霓虹”是日语里“日本”的谐音，虽然我没有看过凌晨的洛杉矶，但是东京夜里的霓虹却早已谙熟铭心。

现在我的愿望就是顺利毕业，然后有机会在白雪纷飞的季节里，去一次白色恋人所在的北海道——— 听说站在那里的函馆山上，同时面对着日本海和太平洋许愿的人都会心想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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