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建术
我们通常所知道的小说,从作家的写作动机上可粗划分出两类:出之于心理释放需要的行文走笔和为写小说而写的小说。
大约11年前,从大学教学岗位上退休在家的许文郁,一下子拥有了大块儿的闲暇,在闲暇的日子里她咀嚼反刍过往的生活经历——她自己的,她的家族的,胸间喷涌出难以阻遏的叙事的需要与冲动。那个时期的她没日没夜地敲键盘,历经寒来暑往,斗转星移,完成了她的两部追忆、求索、歌吟式的长篇小说:《花儿浪漫》《暗伤》。
《花儿浪漫》叙写西北某大学教授的女儿,68届学生刘茵,插队落户的所见所闻所经所历。故事围绕一场可能曾经有,也可能是虚设的女知青同当地农业户籍的小毡匠的恋情。作者在叙事当中间或插入当地民歌“花儿”,抒情写意,传达风土人情,即兴感思,颇似《诗经》里的“风”。
有人批评作家这么做有违小说文体的形态、规则,殊不知中外小说中本有这样的传统,如中国的《红楼梦》《镜花缘》《品花宝鉴》,日本的《源氏物语》。在我看来,这其实是许氏的这本流荡浪漫抒情气息的叙事作品的一大特色和成功之处。
许文郁在《花儿浪漫》中所塑造的一组男女知青,一组公社社员形象,是清晰可感、准确生动的立体形象,而非福斯特之扁平人物。主人公刘茵身上有女作家浓重的影子,故对其心理活动的摹写,多曲折有层次,细致而质直。爽利洁净的语段间,时常闪现诗情画意的点染。作者以激赏理解的笔调刻画的二三男知青,颇具时代的、家庭的、修养的特征,虽正处于成长期,却是风貌各具,绝无雷同的老三届人物。可见出作家捕捉把握人物的功夫。
最值得称道的是,《花儿浪漫》并不是一般概念上的知青文学,其没有将视线局囿于知青男女的升降沉浮,悲欢离合,而是用心观察描写出了上世纪后半叶中国西部农民的生活。毛驴驮子、水车磨坊、干土地上铜钱大的雨点子、灶台旁明明灭灭的烟袋锅、夜静时乌滑头发上抚摸的温热的手掌、连枷一夜响到明的打麦场、女子们洗浴的月光泉、麦垛前男性肌肉挥汗如雨的赤铜的质感,时而有饱含感恩的倾情诉说,真心的感动。有乡土诗、农事诗、风情谣曲的韵味儿。
在观览许文郁著的这卷民生图、风俗画的时候,我曾想到了少时读过的萧红的《生死场》。两相比较,萧红笔下的中国农民的景况,极其的凄惨、愚劣,找不到希望与出路。其叙事结构却是散文化的,有些支离松散。而许文郁的《花儿浪漫》,则流动着山歌的朴质与热望,有时候热得心碎。虽亦不乏散文式的叙事,却编织出了一个比较讲究的小说结构。这大概是得益于她多年研究、讲授中国当代文学的积淀吧。
以挖掘求解自己家庭史为基本脉络,进而探索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暗伤》,晚成稿于《花儿浪漫》。其故事发生的时间,前跨民国,后至1968年。通过女青年小玉一家的命运变化,他们在不同年代的变换与动荡中往来聚散的故事,编织出一张上世纪中期中国山河的图景,精心塑造了严重远、章思炯、林峰三个高级知识分子,以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高校西迁、西北联大的办学等,细致描写了他们在民族危难时期的抉择、奉献、牺牲,我把它算做是一本知识分子题材的叙事。又因涉及中国新婚姻法诞生前后的婚姻结构,故又多了一层认识价值。
《暗伤》初版时的书名叫《抗战夫妻》,从正文中看出作者有心结在起作用:据我看,改书名为《暗伤》更为恰切。正是那道为时间所淹掩的家伤与国伤,才是催促她以家史为题材写书的主因,也正是她和我们民族必须反思、正视的。这第二本小说在第二次出版时,不仅仅是署名的改换,还增写了弥补当代中国文学空缺的三章稿子,使之超越了单纯的家族叙事,而具有历史沧桑的厚重与深邃。这本书的分量,便随之而加重了,是应该引起读书界重视的。
从教授、评论家到小说家的华丽转身,许文郁完成了她自己的规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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