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死恋》：王蒙的爱情观

崔建飞

《人民文学》2019年1月号发表了王蒙中篇小说新作《生死恋》。两年多从前，《人民文学》为纪念王蒙在该刊发表名作《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1956年9月号）60年，推出了作者中篇小说《女神》（2016年11月号）。这三篇重磅作品的主题并不相同，但层层深入历史与灵魂的深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写人们的精神意志，在从革命到和平的过渡时期所遇到的考验；《女神》写人们的忠诚品格历经种种曲折所遇到的考验；《生死恋》则是写人们的爱情生活，在当前从基本小康向全面小康发展，金钱和物质前所未有的富足时期所面临的考验。

《生死恋》的故事从上世纪50年代北京胡同一座四合院讲起。院子主人是德文专家吕奉德和年少夫人苏绝尘，另住吕先生秘书顿永顺等。王蒙置故事“在巨大的历史与地域跨度之中，在急剧发展与变化的时刻”，力透纸背地发掘出了其中深刻内涵。

王蒙完全洞察爱情生活在物欲威胁下的种种乱象，把小说题目定名“生死恋”，显然要强调这个世界依然有爱情，有值得搭上性命的真爱，不管小说题目是否与38年前一部日本纯情电影重名，不管二宝的归宿是否由于与《红楼梦》林黛玉判词“玉带林中挂、金簪雪里埋”和《孔雀东南飞》男主角“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结局相似，却会显得老套和过气。

王蒙坚守相信爱情的立场，与当代很多作家保持了距离。多年来他不断重申，决不改变。也许王蒙执拗的守望，在时下文学风尚中颇像唐吉诃德跟风车作战，他笔下的二宝也必然在爱情与背叛的挣扎中，显得愚傻可悲。

在爱情遇到考验，爱情狼狈不堪乃至受到根本性怀疑的时期，正如哲学家胡塞尔所说：“我们切不可为了时代而放弃永恒”，也许我们应该质疑的，是时尚而不是爱情，是浮躁一时的红尘而不是亘古不变的大道。譬如孔子，在春秋无义战、礼崩乐坏的时代，呼吁“克己复礼”。孔子的立场是从人性最基本的善良“孝”“悌”出发的。爱情和孝悌一样，也是人类最基本的善良之一。甚至据当今科学研究，爱情具有原生性，是伴随爱情激素的分泌产生的情感，有关爱的行为都是源于爱情激素所起的主导作用。在人类历史的某个阶段、某个空间，人类最基本的善良，可能暂时被扭曲变形、失态迷茫、玷污侮辱乃至蹂躏践踏，人们会有暂时的信心动摇和方向迷失。当伟大复兴的希望即将化为现实，代价开启修复弥补之际，王蒙的《生死恋》恰是唤回东风的新枝。反倒是那些对爱情的怀疑质问，在爱情这尊古老又世世年轻的巨树面前，像是唐吉诃德和风车作战了。

《生死恋》中，良知在爱情背叛中承担着审判至少是最后审判的角色。即使是最无耻好色、屡教不改的顿可顺，良知也自然而然地出任了最后审判的角色，遑论一向克己复礼的二宝了。从王献之到聂赫留朵夫，人们的良心发现和由衷忏悔，比比皆是，不胜枚举。

王阳明说:“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有天理良知的存在，有对背叛的良心审判存在，相信并守望爱情，应有坚定不移的理由。

相信并守望爱情，正如人的意志不会消沉，忠诚不会更改，这是王蒙自执笔写作以来，始终坚持的人文立场。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王蒙的人文立场，无论如何终究是弥足珍贵和可以指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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