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促使《中日友好和平条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

□程中原

1974年11月，中日两国政府就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开始谈判。日本方面在条约是否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问题上犹豫不决。邓小平采用以民问推动官方的策略，耐心细致地做日本各界工作。

邓小平在1975年1月20日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国务大臣保利茂时提出了这个问题。邓小平首先指出，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政府签署的《联合声明》不可否定或者减弱，应该在《联合声明》的基础上贯彻和发展中日友好的方针。采取这个态度，政治上解决和平友好条约是不困难的。邓小平阐述了中国“永远不称霸”的路线，指出中日两国《联合声明》里就写了任何一方都不谋求霸权。在亚洲也好，在整个太平洋地区也好，都不谋求霸权。这是一个重要原则。“我们两国尽管社会制度不同，但有了这一条，我们友好的基础就是牢固的，就可以建立牢固的相互信任关系”。

4月16日，在会见以池田大作为团长的日本创价学会第三次访华团时，邓小平对这一问题很有针对性地发表了意见：“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中写进反对霸权主义的内容，含义有两点。一是中国和日本都不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都不搞霸权主义。我们中国愿意用这点来限制我们自己，中国承担了义务，不在亚太地区谋求霸权。日本承担在亚太地区不谋求霸权的责任，这是经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近百年的历史总结出来的经验。由于长期的历史渊源，日本在亚太地区的形象是受了影响的。写上这一条，对日本改善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不仅是有益的，而且是必要的。二是反对任何国家、任何国家集团在这个地区谋求霸权的努力。要侵略、奴役、控制、欺负人家，这是应该干涉的。所以，这两点不应该成为我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的障碍。问题恐怕是究竟中日友好要建立在什么基础上。中日两国之问只是贸易和人员来往还不够，还要有政治基础，反霸条款是政治基础，所以我们很重视这个问题。希望日本政府拿出勇气，作出决断。”

在7月21日会见日中记者会友好访华团时，邓小平对这一问题又一次作了透彻的分析，表明了我们在原则上不能让步的立场。10月3日，邓小平会见日本自由民主党众议员、前外相小坂善太郎和夫人。谈及签订《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问题，批评日本政府不能坚持中日《联合声明》的立场，不是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而是搞外交手法。客人提出能否设想在霸权主义这个词的含义上解释，邓小平斩钉截铁地回答：“不能从联合声明后退，任何解释实际上都是后退。”

由于中方的坚持，在外交谈判之外，又通过多种渠道对日本朝野做工作，以民间推动官方，写上“反霸权主义”条款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最终于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签订。邓小平出席了10月23日在东京举行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中日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摘自《党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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