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振田
我小的时候(上世纪50年代初),点的是油灯,一个陶制灯碗里,放上棉籽油或豆油或菜籽油,将一根线绳或通草泡在里面作灯芯,点燃后,如豆的灯火跳动着。母亲在油灯下纺线,我在旁边淘气,母亲为了让我安静下来,说:“我讲个谜语你猜:一根藤上结个瓜,生根结果在咱家。年年看瓜瓜不长,夜夜看瓜瓜开花。”我怎么想也想不起来,母亲指着油灯说:“你看它像不像呀?”我才恍然大悟。
春节期间,村里搭台唱戏。戏台前挂的是汽灯。汽灯的罩子里系着一个石棉做的纱罩子,汽灯里装的是煤油,点气油灯要先向储气罐里打足气,然后点纱罩子,扭动油门开关,纱罩子便一下鼓起,发出耀眼的光来。由于汽灯很少见,孩子们很稀奇,围着汽灯看不够,负责烧汽灯的人一个劲地驱赶。直到锣鼓响起来,演出正式开始时,孩子们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1960年,我考取临淮中学,学校离家7里路。晚上点的是煤油灯。空墨水瓶里倒进煤油,在一个比瓶口略大的圆形薄铁皮中间钻一个孔,安上一个铁皮做的管,用粗棉线贯穿,下端浸在煤油里,上端露点线头,点燃起来,上面冒黑烟,亮度比油灯大不了多少。我们就在煤油灯下读书做作业。第二天早上一起床,相互一看,都大笑起来,你指着我,我指着你,笑着叫:“小日本,小日本。”原来人人嘴唇上面都被煤油灯熏黑了,像长了小胡子。
上世纪50年代,工作队进村,宣传社会主义,反复讲的是,实现了社会主义,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洋犁子洋耙,电灯电话。村里守旧的老年人对这些话嗤之以鼻,认为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实现,甚至认为这些话都是鬼吹灯,哄人的。
1963年,我考取了县城高中,晚上上自习,当我第一次走进灯光如同白昼的教室时,感到既惊讶而又兴奋。同学们坐在教室里静静地复习功课,只能听到日光灯发出的轻微的丝丝声。那时老家还没通电,还点着煤油灯。点灯用的煤油凭票供应,灯油还要省着用。全家只能点一盏灯,晚上经常是从堂屋端到厨房,从厨房端到堂屋。有一天下着雨,我端灯时,只顾守护着灯别被风刮灭,一不留神,脚下一滑,我一失手,灯掉在地上,灯碎油洒,母亲心疼弄洒的灯油,对我好一番抱怨。
1968年,我应征入伍,当的是舟桥兵,其中夜间架浮桥是必训的课目。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深夜,将400多斤重的桥桁用双手拎到固定的位置,再用螺杆固定在铁舟的舷孔上,黑灯瞎火,争分夺秒,弄不好就会上错舟舷孔,或砸断脚趾手指。训练时,我们这些刚入伍的新兵有点缩手缩脚。连长针对这种情况,在训练前的几分钟动员时说:“如果不点灯,你会把饭往鼻孔里塞吗?”大家都笑了。连长点名让一个战士回答。这个战士说:“当然不会。”连长问他为什么?他说那是从小练的。连长说:“对,你们现在是新兵,只要刻苦训练,熟能生巧,照样能摸黑把桥架起来。打起仗来,我们能使用灯光吗?那不是给敌人提供轰炸目标吗?”结果经过半年的夜间训练,我们这些新兵个个都练成了“夜老虎”,个把小时就能把淮河架通。
如今,随着科技进步,不仅照明用灯的品种越来越多,装饰用灯更是五花八门。每当夜幕降临,一条条道路,一幢幢楼房,一座座桥梁,被五光十色的灯光打扮得美轮美奂,仙境一般。
转瞬几十年,时代变了,灯光也变了。但母亲在豆油灯前纺线的情景,上中学时在煤油灯下读书的记忆,在漆黑的夜晚紧张训练架桥的日子,仿佛就在眼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现在,点灯不用油,煮饭不用炭,不知再过几十年,给我们照亮的又会是什么新的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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