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6日,“文章的复兴:贾平凹散文创作现象学术研讨会暨散文集《自在独行》发行百万册庆功会”在京举办。作家贾平凹、李洱,散文家孙郁,诗人西川、欧阳江河,评论家贺绍俊、李敬泽等出席活动。
《自在独行》是贾平凹的散文集,里面所收文章均为他对于生活的一些感悟,如《敲门》中所写的自己素来喜静,最怕有人来敲他的房门:“每个春节,我去郊县的集市上买门神,将秦琼敬德左右贴了,二位英雄能挡得住鬼,却拦不住人的,来人的敲打竟也将秦琼的铠甲敲烂。敲门者一般有规律,先几下文明礼貌,等不开门,节奏就紧起来,越敲越重,似乎不耐烦了,以至于最后咚地用脚一踢。”
《自在独行》上市两年来累计发行量已超过100万册,贾平凹谈道,书中大部分内容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的,“现在没有那么多精力写散文,但在我心底里,自己仍然喜欢散文的,因为写散文特别自在。《自在独行》畅销原因大概也是因为短小的作品更适合大众阅读,也有可能更适合青年读者,虽然时代在变,但是总有不变的,生命的东西没有变,爱没有变。”
孙郁认为,新文学从文章中分离以后,即当代文学、现代文学都不太讲“文章”这个概念了,“中国古代最好的作家基本都是文章家,现代以来文章和文学走了两条路。文学受翻译和西方那套话语结构的影响,比如余华的小说就不能称为文章,但是贾平凹的小说绝对是文章家的小说,我们看《带灯》《古炉》这些词句,摘出来跟名人小品就很像。为什么文章在作家里消失了,因为从唐宋以来,特别是宋人开始讲究文章观念,有一套程式在里面,到了晚清的时候,中国的文章已经死掉了。”
新时期以来有几位小说家在继承文章学的传统上有所贡献,如周氏兄弟,他们把西方文学和中国文章传统很好地结合。汪曾祺做戏剧研究,也写小说,他的文章就很灵动,一扫传统“文章”的沉闷之气。
“但是汪曾祺是反对对丑的事物的打量的,贾平凹却超越了这一切,他日常生活中会捕捉一些传统士大夫不喜欢的东西,他把这些恶的、丑陋的东西也放在自己的文本里把它艺术化地处理,比如《废都》里对人欲的描写,仿佛是一个明代文人旧式的东西,可是又有一种人文关怀。”孙郁说。
贾平凹
张清华谈道,新文学走了百年,在不断变革的逻辑当中,也有一个方面是向着中国原有的文章学回归。比如当代作家们在文化身份上的一个很自觉的变化——即从现代意义上作家的身份向更有传统意味的文人身份回归,比如韩少功现在躬耕陇亩,张炜经常返回胶东,莫言一年当中很多时候在高密,这些作家和故乡越来越紧密。
李敬泽也谈道,中国的古典传统文章在现代的崩溃后正在重建,在重建的过程中,大家对古典传统各取所需,散文还没完成它的现代建构,这一点和诗、小说还不太一样。
陈晓明将贾平凹散文受欢迎的原因归结为四个“知”,分别是“知人伦”“知自然”“知人心知人性”和“知天命”。贺绍俊认为,“随笔”这个词可以很好地概括贾平凹的散文写作,“日本的一位作家曾说:写作就是冬天坐在暖炉旁边,夏天披着雨衣喝着茶,和好友随便闲话,把这样的话照样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随笔。我觉得平凹也是向往这种状态,就是闲话,已经把要事交代了,还要再说两句的就叫做闲话,但其实那一两句才是我自由心灵的表达,才是最具文学意味的。”
李洱认为,贾平凹这样的写作者重在打捞记忆,重在感觉和参悟。他的作品能够全须全尾地展示已经消逝的这个时代的细节、民俗、世情,不是思考它,是怀念它、缅怀它,然后写出来,他在时间的缝隙中填充东西。贾平凹的小说、散文,当他打捞记忆的时候是伦理性展开的。我指的不仅仅是道德伦理,指的是人和自然的关系,和人际的关系,和社会的关系共同组成一个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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