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死刑的存废之争

日本法务省12月19日宣布,当天凌晨对两名死刑犯执行绞刑,这使首相安倍晋三2012年再次执政以来处决的死刑犯增加到21人。

该消息再次震惊了日本和西方反死刑阵营。日本律师协会曾呼吁政府废除死刑,以不得假释的终身监禁作为该国最严厉的刑罚。但近年来,涌动的民间呼声又在助推死刑在日本重新恢复。死刑在日本究竟是存还是废?这个国家为何又对这一问题如此纠结?

本报记者王昱

“法学家立法”留下的印记

1968年10月的一个雨夜,时年19岁(不足日本刑典为成年人所设20岁“门槛”)的永山则夫潜入驻日美军基地,从美军宿舍中窃取了一把手枪。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只是为了抢劫,永山就夺去了四个无辜者的生命,这一暴行震惊了整个日本社会。永山落网后,公众异口同声地要求判处他死刑。

可是,对于永山的判决出人意料的漫长,经过地方法院、高等法院,最后到了最高法院。直到1990年,41岁的永山才被判了死刑；又过了7年,死刑才被执行。日本民众惊奇地发现,在他们的国家,走司法程序把人处死竟这么难。

这其实不奇怪,因为战后的日本司法制度确实不怎么“接地气”。1945年10月,二战战败的日本在美国占领军的“指导”下开始重建司法系统。吸取了二战的教训,日本重建法律系统的工作更多是由日美两国的法律学者共同完成的。此次立法的一大立足点是尽量限制国家滥用司法权迫害民众,可以说,战后日本的法律可能是世界上少有的实现法学家们“专家立法”理想的法律体系。

但问题在于,在这套法律体系下判人死刑真的太难了。战后日本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本就让死刑判决很难被作出,美国法学教授们带来的刑事案件中被告有利、慎用死刑等理念更让其难上加难。这造成了战后整整72年的时间里,日本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只有694人,平均一年被判死刑的还不到10个人。而且,根据法律规定,死刑判决后,犯人有漫长的上诉期,其后还要经过最高法院和法务大臣等的审核,一关过不了就会拖下去,犯人被判死刑后再活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都是家常便饭。这种对死刑出奇的谨慎,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世界法学界正在兴起的“慎死、废死”的潮流。

永山则夫在等待死刑期间的表现,似乎也为支持“废死”的法学家们提供了佐证。他在狱中接受教育,对自己的罪行进行了深刻的忏悔,并以自身经历为灵感写书出版,连获各种文学奖,成为“知名作家”。在他最终被执行死刑时,日本文学界甚至有人写联名信请求法院饶永山一命,因为“他已变成了另一个人”。

对该案的漫长讨论,让日本司法界最终形成了衡量谋杀案刑罚的“永山准则”,即考虑受害者人数、罪行残忍度和社会影响等因素,以判断该不该对凶手作出死刑判决。“废死”的社会共识至此似乎已经达成了。

但紧接着,对这一共识的反讽就来了。

“死刑才是医治杀人者的良药”

1999年4月14日,刚满18岁的福田孝行乔装成水管工骗进一户民宅,掐死了20岁的少妇本村弥生,并进行了奸尸。在行凶过程中,福田孝行还摔死了弥生11个月大的女儿。

福田孝行很快就被抓捕归案,本村弥生的丈夫本村洋坚决要求判处福田死刑。但刚刚推动建立了“永山准则”的“废死派”律师却想通过该案彻底废除死刑。于是一个强大的律师团自愿组织起来,义务帮助福田打官司,替他申请免死。

福田本人显然也在刻意模仿永山,他在出庭时对着本村洋鞠躬:“真是对不起,我做了无法宽恕的事。”法官立刻认定犯人“已有悔改之意”,根据“永山准则”可以从轻处罚,于是一审二审都判处他无期徒刑——日本其实并没有真的无期徒刑,尤其是当时的福田有少年法护身,关个七八年就可能被假释出狱。

“废死派”欢呼“司法的进步”,本村洋则表示“对司法彻底绝望”。只有担任该案检察官的吉田拒不认输,他当着记者的面告诉本村洋:“本村先生,振作起来!一旦你屈服于这样的审判结果,以后这个案子就会成为法官判案的基准。就算违抗上司的命令,我也会把案子继续下去。”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吉田与本村的苦心查访、劝说下,福田的一个朋友交出了福田在押期间写给他的信。2008年,当日本最高法院开庭重审此案时,“神转折”出现了:福田的内心世界向世人展开,人们从其中看到了一个狰狞丑恶、注定无法悔改的魔鬼。在与友人的通信中,福田洋洋自得地炫耀自己用演技把法庭和公众骗得团团转,还将自己的罪行比喻成“公狗在路上遇到了母狗”。

日本最高法院最终推翻前判,终审法官对被告一方的辩护主张全盘否定,宣判福田因恶行重大应处以死刑。

终为妻女伸冤的本村洋说:“死刑的意义在于让一个杀人犯诚实地面对自己犯下的错误。只有当自己的生命将被夺取时,犯人才会明白被害者的生命也是无价的……律师们说,福田有精神疾病,所以应免于死刑,但我觉得,死刑才是医治他最好的药。”

生死两端的艰难拔河

然而,时间过去了近十年,福田依然没有服下死刑这味医治心灵的药。由于日本司法系统在核准死刑上的谨慎,他如今仍在狱中与100多名情况相似的死囚犯一起“排队等死”。

这种拖延的本质是日本司法界与民众意见的分裂。有调查表明,在日本,80%的民众支持对杀人罪保留死刑。日本司法精英阶层却普遍支持“废死”,其中不少人是基于对日本战后这套法律体系的自豪感,认为不应轻易逆世界潮流而动。

不过,在漫长的司法实践中,日式“慎死”也暴露了很多悖论,不少日本法学家也从自己的阵营中“反水”,支持扩大对死刑的适用范围。

首先,日本司法实践中形成“对只杀一人者免死”的潜规则后,越来越多的杀人犯开始选择“高风险高回报”的拒不认罪策略。研究发现,当有死刑存在时,面对铁证如山,嫌疑人更倾向于用认罪忏悔换来免死；而当死刑的威胁消失后,在很多嫌疑人眼中,用忏悔换得的那点减刑根本不值一提,还不如冒险一搏,用百般抵赖来试图脱罪。“废死派”主张的“留他一命,让杀人者忏悔”,在实践中反而制造了更多拒不悔改、面目可憎的凶嫌。

其次,是公众对“判多少年能抵被害人一条命”的诘问。判处那些罪大恶极的杀人者死刑,是因为那些无辜被害者生命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生命的价值只能同样用生命来赔偿。而如果给杀人犯免死,甚至仅判处十几年、几年的刑罚,就会给人造成“被害者一条命,只值杀人者数年自由”的观感,这是对受害者生命价值最大的侮辱和贬损,也与“废死派”尊重生命的初衷相违背。

“废死”带来的最直接的麻烦,还是社会的失序。受福田孝行案的启发,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在小说《彷徨之刃》中虚构了一位父亲在女儿惨遭奸杀、凶手却被法律“宽恕”后手刃仇人的故事,并借主人公之口说出了“若法律无法达成正义,就由我自己来达成”的名言。该书出版后在日本引起了极大反响。近年来,表达类似情绪的文学、影视作品在日本扎堆出现,这种现状已经开始引起日本司法界的警惕:如果真要等到大量受害者的亲人都对司法彻底失望,开始像书中一样用自身力量行使复仇权时,司法的意义又究竟何在?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法务省19日宣布执行死刑,虽然被国内外反死刑阵营狠批,但在民众中却收获了不少好评。日媒民调显示,有超过80%的民众支持法务大臣的这一决定。为死刑存废纠结了半个多世纪的日本,或许正在迎来一个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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