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进步而流血牺牲的仁人志士,留下了无数这样激昂的挽歌。
1905年12月,陈天华在东京参加抗议日本政府的斗争,愤而投海自杀,留下了一份感人至深的《绝命书》——“诸君更无为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能言如彼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字里行间,他想表达的是,以一己之性命,“使诸君有所警动”。
在这方面,巾帼亦不让须眉。1907年,文风铿锵有力的革命家秋瑾女士,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即将被处死的事实,挥笔写下这样的遗书:“虽死犹生,牺牲尽我责任;即此永别,风潮取彼头颅。壮志犹虚,雄心未渝,中原回首肠堪断!”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先生亲自为她写下“巾帼英雄”的匾额。
抗日英雄吉鸿昌算得上“视死如归”的楷模。这位变卖家产组建抗日同盟军的爱国者,在写给妻子的遗嘱中这样说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更写下这样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正气凛然纸上,时为1934年。
中国共产党人中,向来不乏这样的仁人志士。在这片土地上,他们留下的篇章早已写入民族的精神史。
曾写出《可爱的中国》的方志敏,留下了一份长长的遗嘱。在其中,他反复表达拥护和执行党的正确路线的态度,并写下“我们的信仰是铁一般的坚硬的”这样铿然有力的决心。同样让人感慨的是,他看待生死的超然:“我小病十几天,整天拿着笔写文章,不管病与不病,都要被敌枪毙的。我们是共产党,为革命而死,毫无所怨,更无所惧。”
为国牺牲,成为许多革命者不容置疑的选择。1936年8月2日,赵一曼被押上去珠河县的火车。预感到即将牺牲,她在车上向警察要来纸和笔,写下给孩子宁儿的遗书——“母亲对于你没有尽到教育的责任,实在是遗憾的事情。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在你长大成人后,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
这样的故事,在今天依然具有生命力。
“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二十一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念!”第四个“念”字方一出口,著名演员张国立便泣不成声,后撤一步,鞠了一把泪。今年人气很高的电视节目《见字如面》这一幕,得到上千万次点击。
张国立所读的,是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生前写给妻子的最后一封信。在信中,他无限深情地畅想着与妻子刘志兰、女儿左太北在一起的“痛快极了”的日子;又交代,即便再爱女儿,妻子也可“大胆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最让人动容的,莫过于他真情的流露,以及一句“以进步来安慰自己,以进步来酬报别后衷情”。
1942年5月,写完信3天后,左权将军被炮弹击中头部,不幸殉国。那年,左太北刚刚两岁;40年后,她第一次读到这封信,放声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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