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对话十一位著名学者陟彼景山鉴往知来

戴燕（左）与裘锡圭先生 吴湛 摄

□本报记者 钱欢青

“我相信一代有一代之学术、一代有一代之思想，这一代学术、思想的风气正是体现在一个个学者身上，而通过对那一辈学者的访问，是可以了解到在过去那个即将被有意无意忘记的时代，到底发生过什么样的历史，在那一段历史中的学者又有过什么样的思考——他们的政治关怀和学术理想是什么？在巨大的社会变动中，他们如何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而在各自的专业领域，他们又如何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

这段话，来自复旦大学教授戴燕为其主编的《陟彼景山：十一位中外学者的访谈录》一书所写的序言。在数年时间中，戴燕深度访谈老一辈学者，他们都是当今各领域的学术权威，承前启后地支撑起了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他们也都是有社会责任感、有担当意识的大学者。他们的生命历程、历史境遇和学术追求，是一种思想的薪火传递。壹 十一位顶尖学者的思想薪火

戴燕表示，书的题名“陟彼景山”，取自《诗经·商颂·殷武》，这是宋人在怀念他们的殷商先人时唱的一首乐歌，所以在回顾了殷王武丁建都于商邑的伟大成就之后，歌中唱道：“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是断是迁，方斫是虔。松桷有梴，旅楹有闲，寝成孔安。”意思是登上高山，看到那些粗壮挺直的松柏，将它们砍伐、搬运下来，建成宗庙，用于祭祀祖先。“陟彼景山”，在这里，用的就是采集上好的材料以建宗庙之意，只不过这里说的是学术上的传承，是用访谈的形式来表达对于前辈学者的敬意。

全书访谈的学者总共有十一人，包括何兆武、李学勤、章培恒、王水照、裘锡圭、朱维铮、陆谷孙、张信刚诸位先生，以及三位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日本学者兴膳宏、川合康三、金文京。除何兆武先生的访谈者为彭刚外，其余十人的访谈者均为戴燕。戴燕说：“这些年陆陆续续访问的都是这样的前辈，是经历过战争与革命这种大转折、大动荡时代的一辈人。从时代的影响和学术的传承来看，他们正好是在我们前面的一代人，是我们要直接继承的一代，如果没有对他们的人及其时代的充分了解，恐怕很难作出公正的评价，同时也难以像老话说的‘鉴往知来\’。”

贰 个体的经历，生命的温度

十一位访谈对象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学者，很多人会好奇他们是如何走上学术道路的，在李学勤先生的访谈中，就有一段颇有意思的经历。大家都知道李学勤先生曾任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对甲骨文有深入研究，而他最初进的却是清华哲学系，想学的是现代逻辑，最后却转到了甲骨文研究，对于这个转变，李学勤先生说其实是出于自己的特殊兴趣。“我从小就特别喜欢看不懂的符号。有一回我在旧书摊上买到一本书，是英国人印的，一看就特别可爱，样子像一个皮夹，用非常好的羊皮把整本书都包起来了，有一个摁扣，打开 一看，三面开金，非常漂亮，是一本小说，只是把二十六个字母用键盘上的符号代换了，比如#号、*号代替了字母。它是一个英国俱乐部印的，目的是练脑子，我就爱得不得了，常搁在书包里头，放了一年多。像我就特别喜欢这个。所以为什么我后来想学现代逻辑，就是因为看不懂，很好玩。小孩儿嘛，那个时候我十五六岁呀。学甲骨文也是如此，甲骨文难学，我就自己专门学甲骨文。”

兴趣让李学勤先生走了甲骨文研究的道路，而对著名学者何兆武先生而言，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回忆，则带着历史学的专业眼光。《陟彼景山》中的这篇访谈，何兆武先生谈的主要是自己在1949年之后的经历，其中说到：“当时被关进牛棚，我有两条主要罪状：一个是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其实我没有恶毒攻击过她，只是觉得用京剧形式演现代故事性质的样板戏，不太合适。另外一条是‘为中国复辟资本主义招魂\’，就是我翻译了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其实这是毛泽东交译的，当时我并不知道是他交译的，这是后来我的老同学、商务印书馆副总编辑骆静兰女士告诉我的。假如知道，当时也不敢说，否则不就成了是他们在恶毒攻击伟大领袖了吗？”

即便有被关牛棚这样的经历，如今回望，何兆武先生依然抱着历史研究的态度，“我觉得像江青和姚文元去世就比较可惜，他们没有留下第一手的原始资料。我想可以把这些资料留下来存到银行的保险柜里，封存一百年，到时候再解密就行。现在‘二战\’时德国的资料都解密了，包括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的。意大利墨索里尼的女婿、外长齐亚诺的日记也出来了，前苏联的大量材料也解密了。这些对于研究历史的人来说是无比重要的。”

叁 现实的观照，学者的品性

《陟彼景山》是这一辈学者对老一辈学者的访谈，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访谈在留取老一辈学者人生和学术经历的同时，也呈现了他们对一些现实问题的看法，流露出学者的可贵品性。

在访谈过程中，戴燕经常提的一个问题，是对现在国学热的看法，老一辈学者都是直言相告。章培恒先生在访谈中说：“一九八九年后，复旦历史系办过一个‘儒学与现代化\’的研讨会，请谭其骧先生去发言。谭先生就说，他对儒学和现代化的问题啊，一直弄不清。他觉得，儒学跟现代化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现在有些人所以提倡儒学，无非是觉得有了儒学以后老百姓就比较听话。这个几乎是他的原话。但是他说，要靠儒学来维护统治大概是很难的。下面就举了一大通例子，从汉武帝独尊儒学开始，历代的统治者都希望靠儒学来维护统治，但是全都没有成功。还有一种说法呢，他说，就是西洋文化是侵略性的，是等于要危害中国人民的，所以我们要复兴我们传统的文化去对抗这些有害的西方文化。他说有许多事情也想不通，比如说义和团，这个不是西方叫我们搞的，是我们自己搞的，那个‘文化革命\’也不是西方叫我们搞的，也是我们自己搞的。……讲完以后，全场热烈鼓掌。”朱维铮先生也直言：“武帝以后所有的皇帝，他们关心的是统治术，只要你给他提供所谓‘君人南面之术\’。这是中国经学传统的一个特色，就是‘学随术变\’。……一谈及国学，孔子或穿着‘古衣冠\’，或穿着‘中山装\’。看来，我们总改不了陈云早就指责过的‘唯上\’习惯，总把权力混同于真理，说假话，乃至借机钻营，已成学界风气。如果改不掉这种劣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学术研究和学术自由，不可能有真正的百家争鸣。”裘锡圭先生也不太愿意用“国学”这个名称，因为这个说法“范围不清楚”，他提出的是重建“古典学”，就是根据最近几十年地下出土的众多简帛古书，“在充分吸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新资料、新的研究，重建‘古典学\’。”

学术自有传承，老一辈学者对这种传承尤为看重，王水照先生就在访谈中回忆了对钱钟书先生的景仰：“有次我到钱钟书先生那里去，他跟我说：最近我花了两个星期把‘十三经\’温了一遍，又发现好多好东西。我当时吃了一大惊，‘十三经\’两个星期温了一遍是什么概念？……老先生的童子功是‘十三经\’等古代经典，而且后来我知道，不少老辈学者是有温书习惯的，他们从小就读这些书，到了一定时期是要‘温书\’的，就是把他们一生当中读过的几部重要的书再来温一遍，叫‘温书\’。钱先生的集部之学尤其很少有人超过他的。”

这种学术的传承，也是学者品性的传承，是对精神世界的追寻，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如著名的学者、翻译家、《英汉大词典》主编陆谷孙先生在访谈中所言，“即使你是只被关在笼子里的鸟，这只鸟还得啼鸣，是不是？啼鸣发自内心。心里要有个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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