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问《教育敕语》 □新华社记者 王可佳

日本安倍内阁日前通过一份答辩书，宣称不排除将《教育敕语》作为教材使用的可能性。此外，日本教育部门要求在中学体育教育中加入“刺枪术”这一二战时日本士兵的训练科目，引发批评声浪。

什么是《教育敕语》？它的争议性何在？为什么舆论普遍认为要对它的回归提高警惕？

什么是《教育敕语》

《教育敕语》颁布于1890年。有历史学家认为，当时日本社会自由民主运动兴起，当局极力想要压制这种思潮，《教育敕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教育敕语》是明治天皇对臣民的训诫，它以天皇口述的形式提出了十二种美德，并要求子孙臣民永远奉守。其中，除了孝敬父母、友爱兄长、夫妻和睦等内容之外，它还要求人们具有“奉公”精神，能够为“皇室的永存而献身”。

《教育敕语》颁布后，立刻被文部省“下赐”给各个学校，成为强制性的德育教材。它被看作是天皇制度的一种精神支柱，具有无上的权威性，甚至被后人称为“战前时代的圣经”。当时在学校举行庆典或重要仪式时，“奉读”《教育敕语》也是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

在战争期间，《教育敕语》的地位被极端“神圣化”。当局利用它教导国民“奔赴战场，敢于为天皇奉献生命”。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教育敕语》逐渐被与军国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

二战结束后，盟军最高统帅下令禁止日本学校“奉读”和“神化”《教育敕语》。1948年，日本国会通过决议，废除《教育敕语》。《教育敕语》由此失效，并被《教育基本法》代替，正式走下了历史舞台。

《教育敕语》的争议性何在

不久前牵涉“地价门”的森友学园曾因“要求儿童背诵《教育敕语》”而备受争议。

据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及其夫人安倍昭惠都对这种做法非常肯定。安倍昭惠不仅曾经出任森友新设小学的名誉校长，还曾在访问幼儿园时因校方的“爱国主义教育理念”而感动落泪。她还说，安倍本人也认为森友的教育方针和自己的想法“很有共鸣”。

安倍内阁中的其他成员也公开表现出了对《教育敕语》的积极态度。

日本防卫大臣稻田朋美就曾毫不讳言地支持《教育敕语》。她说：“现在的日本仍是一个追求道义精神的国家，人们应寻回这种精神中最核心的部分。”

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称，《教育敕语》既然已经丧失原有的政治、法律效力，在适当的考量之下用作教材的做法本身并不存在问题。

据《东京新闻》4月5日报道，时任文部科学大臣下村博文也曾在3年前的国会上称，“（《教育敕语》）里面的内容有着跨越时代的普遍性。从这个角度来说，用作教材也是无妨的”。

自民党前众院议长伊吹文明4月6日声称，“没有人说要把《教育敕语》整个拿出来（放入教材），只是说日本人应该吸取其中正面的部分”。

日本自民党修宪推进本部长代理船田元4月6日则质疑政府允许将《教育敕语》用作教材的内阁答辩书，认为《教育敕语》“被公认是一种战前军队和政府的思想统治工具”。

日本舆论何种反应

《朝日新闻》4月2日发表社论认为，纵观本届内阁一系列言论和思想表现，此次通过的内阁答辩书可看作是政府“企图回归战前价值观”行动的一环。

《东京新闻》报道说，《教育敕语》中所提到的孝道、友爱都是为支撑“天皇国家”而存在的，用有这样价值观的内容作为德育教材是违反宪法的。

日本近代史研究学者辻田真佐宪认为，《教育敕语》是天皇对臣民的道德训诫，其中“上下级关系”是前提，对“美德部分”独立看待是很可笑的。

战争的亲历者也发出了恳切的呼吁。出身广岛县的谷口直之老人对政府的说法感到震惊。“《教育敕语》是我们一直想忘记的……引发战争的正是这种战前精神，”他说。出身冲绳县的平良启子老人说：“这是一种可怕的教育。”

分析人士认为，《教育敕语》体现出了一种“君权至上”的历史观，又存在沾染军国主义色彩的背景，其敏感性和争议性不言而明。像森友学园这样的办学机构以“爱国”作为借口，毫无顾忌地将其用作主要教育方针，且日本政府不仅对此纵容，甚至还通过内阁答辩书表态“不排除将《教育敕语》用作教材的可能性”。安倍政府对“战前思想”的宽容度之高，不得不令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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