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社会契约优势渐显

西方主流对“亚洲价值观”嗤之以鼻。然而实践证明，东亚国家不仅经济发展快，社会治理、应变和抗灾能力等也普遍比西方国家好，显示了东方文化下社会契约的优点

在全世界控制新冠疫情的努力中，东亚是成效最好的地区之一：行动快，措施有效，死亡率低，而且几乎没有反对抗疫措施的杂音。它也将率先复苏经济。

这不是东亚地区第一次一枝独秀。人们对二战后的“东亚奇迹”耳熟能详：日本、四小龙、四小虎，更有体量庞大、增长最快和时间最长、正在改变世界格局的中国大陆。战后成功跨过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几乎都在这一地区。“东亚奇迹”使得世界经济重心向这个地区转移，也引起学术界对其原因的广泛讨论。比较集中的话题包括“发展型政府”和文化传统带来的优势，也可以归结为这个地区独特的社会契约。

上一次国际上对东亚社会契约比较集中的关注，是上世纪90年代对“亚洲价值观”的争论。其时代背景，一方面是冷战后新自由主义如日中天，另一方面是东亚奇迹的盛世，但两者讲得是不同的语言。趁着冷战完胜的东风，西方主导下联合国决定在1993年6月召开世界人权大会，以推广在冷战中胜出的“普世价值”。

这个议题使同样乘胜的东亚国家感觉不安。他们提前在当年3月召开了亚洲国家人权大会，发表了《曼谷宣言》来陈述亚洲国家偏重集体主义人权观的优越性。例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指出，诸如尊重权威、重视家庭伦理、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等亚洲价值观，既保证了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又避免了西方社会的诸多弊病，比如家庭破碎、社会动荡、高犯罪率等。

西方主流对“亚洲价值观”嗤之以鼻，认为这是独裁者的遮羞布和挡箭牌，既没有认真对待，更没有进行反思。他们对非自由主义制度取得的成功感到意外，但不仅不努力去理解，反而将优越感化为戾气，更加颐指气使。然而实践证明，东亚国家不仅经济发展快，社会治理、应变和抗灾能力等也普遍比西方国家好，显示了东方文化下社会契约的优点。

自由主义话语体系先天缺陷

蒙蔽西方的不仅仅是优越感，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话语体系的一些先天缺陷，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契约的盲点和弱点。

自由主义的崛起是对王权、教会和其他传统权威的反抗，代表的是工业资本推动下的新秩序，所以先天就注重个人权利和自由。它对政府的预设完全是负面的，必须用种种手段来限制它，例如分权、制衡、人权、法治、小政府等，而对政府在经济发展、社会管理和应变中的角色缺少一套完备的理论。东亚“发展型政府”超出它的想象；它有限的话语体系容不下强势政府也可以是好政府这种可能。它对个人权利的专注使它忽视集体的作用；在应对多元社会上也拿不出像样的方案，因为在自由主义兴起时这不是一个突出的问题。

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之间也存在矛盾，最突出的就是自由与平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激烈竞争上的社会形态；抛开初始条件的不平等，人和人之间的能力千差万别，平等竞争的结果必然是不平等。金钱在民主政治运作中的影响，资本在全球化中的优势，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不平等，使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往往沦为空洞的口号，显得虚伪。

美国前总统里根访问苏联时，曾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来宣扬美国的自由和人权：白宫外马路边有一个黑人老太太在乞讨，被警察驱赶后，她将警察告上法庭，说她在公共场所立身的权利受到侵犯，法庭判她胜诉。自由主义可以容忍一个人挨饿、无家可归、三九天露宿街头甚至冻死，却容不了剥夺她形而上的自由和权利，因为市场竞争的结果无论多残酷都是可以接受的，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但自由主义越来越无法应付的现状，是贫富两极分化，社会的撕裂动荡以及国家掌握经济命脉，为社会提供福利保障的能力的耗散。这些都是全球化竞争的结果。2020年美国大选再次聚焦于这个事实：选举成了撕裂而非整合社会的机制。败选总统特朗普拒绝承认选举结果，而且得到大批人的支持，因为即使败选，也比四年前胜选时多得1000万张选票。

美国此前的大规模反种族歧视运动中，出现的打砸抢、枪击等暴力行为显示了对这个制度的幻灭。当时作为总统的特朗普，公开利用美国社会的分裂，拉一派，打一派，而不是秉承美国政治传统，努力平衡各方诉求，维护社会团结。民主政治变得越来越不具有建设性了。西方各国由各种移民流造成的宗教、文化、种族和阶级矛盾，也使原来的社会契约不堪重负。

相比之下，东亚社会契约在乱世中更具优势。它规定的是一种和西方大不相同的官民关系，人民在社会安全、经济增长、生活质量持续提高、基础设施改善等大事上，能够指望政府的积极反应。相比之下，资本主义自由的代价是每个人不得不靠自己挣扎求生，失败后则会面对社会的白眼和政府的冷漠。

东亚社会契约是文化契约

东亚社会契约是一种“文化契约”，没有发展成自由主义那样的完整的成文体系，但涵盖面很广，包括在多大程度上政府可以进入个人空间，也包括人民期待政府应该承担的、比自由主义观念下宽广得多的责任。不无夸张地讲，人民的吃喝拉撒，政府都得管。这种“无限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当然也比西方观念中的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强大得多；但和自由主义想象的不同，它能办很多自由主义小政府办不到的事，在应对巨变中也有较大的优势。

自由主义契约专注于限权，关注点在其弊端上；而在东亚历史文化传统中，人们更关注怎么确保政府有足够的权威来为老百姓办事，更关注其建设性，这是二者最主要的区别。在东亚，人民愿意给政府大得多的施展空间；这种空间在自由主义看来只能导致腐败、独断专行、侵犯人权和压制自由和个性，但东亚各国人民则期待政府用它的权威来为人民谋利益，为民族争光。

这种期待就是东亚政治词汇中（尤其是儒家文化圈内）的“民心”。在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里，腐败的统治者把钱装口袋后却心安理得不办事。而在东亚，只有干出成绩，才能得民心。

要干事就必须绞脑汁、下力气、担风险，与各方协调合作。在自由主义对当权者“自肥”（predatory）的预设前提下，缺乏约束和制衡的政府的合理行为模式，是多拿钱、少干活。他们认为，多拿钱也多干活就说不通了，至少不可能大面积、长时期发生。这也是西方总是看不惯许多国家，对它们横挑鼻子竖挑眼，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的认识论上的根源。

东西方各自的社会契约之间的关系不是相斥，而应该是互补的。自由主义的优势在于它对每一个人都有直接价值，因而深入人心，很容易传播。这种对个人的价值是任何政府都不能忽视，必须认真对待的。

亚洲国家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理念和制度，也在不同程度上染上了西方的病态。东亚社会文化契约需要更加清晰的表达，需要系统化、条文化，以便搞清楚它的弱点、优势和劣势之间的关系，以及西式社会契约中哪些内容可以借鉴，哪些必须摒弃。

时代的变迁使自由主义社会契约的缺陷逐渐显露，它必须吸纳东方契约的一些优点。比如中国在控制疫情中采取的一系列严厉措施，开始时西方一片哗然，愤怒地批判侵犯人权、压制自由，但不久后也不得不采取相同或相近的措施。但要真正获得东亚社会契约中的治理能力，西方社会契约的内容就必须做些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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